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外相向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举行投降签字议式。
抗日战争胜利了，它强烈地震撼着人心！上海市男女老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鞭炮齐鸣，汇合成欢乐的海洋。人们喜庆铁蹄下的痛苦岁月终于过去了。
马叙伦八年来，在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下，两鬓堆霜，面容憔悴，心情忧闷；但此时，他精神振奋，欢喜若狂，心情象开了闸的江水，奔腾无羁，即兴吟诗，其中四首为：
月甫生明夜未阑，欢声直上白云间。
八年虏马崩腾甚，终见降旗百尺竿。
忽尔骈驱号四强，大名暴至惧非祥。
乾乾夕惕还相励，计到民生仔细商。
御侮金言止阋墙，解兵业论敞明堂。
且从人与征天与，据土分民枉并伤。
八载无欢伏海疆，自惭贫病辟戎行。
乍闻二尺传书至，喜动衰颜自觉狂。（注1）
诗下，他兴奋地署上原名：马叙伦。
诗中表达了他由衷的喜悦和热切关心国家前途的情怀，告诫国民党当局要以国计民生为念，记取“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金石良言。希望国共两党，顺应民心，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民主统一。这也表达了战后我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安定，休养生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国家的愿望。
但是，事与人民的愿望相违，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积极准备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引向黑暗。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在上海，蒋介石集团的“接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他们以统一货币为名，规定以二百兑一的比率，一律将伪币（中储券）兑换成法币。结果是人民的膏血直接倾人“接收”者的私囊；同时引起物价飞涨，仅一个月之内，生活指数即上升五倍以上，人民生活骤然下降。工业也受到严重摧残，至十月底，全市百分之九十工厂停工。受失业与半失业影响的劳苦市民，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国民党还无理地剥夺上海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他们中宣部的上海特派员宣布，今后上海的一切报章杂志，未经中央“核准”，一概不准发行。上海一些进步报纸被开天窗的事，屡屡发生。
随着接收大员到上海的，还有美国士兵横行霸道，飞机耀武扬威，各种美货不断涌入市场。民族的尊严被践踏，国家的主权被侵犯。
所有这一切，使刚从日帝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人民；又一次蒙受巨大的屈辱和苦难，使他们重新陷入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
这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于八月二十五日，公开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宣言》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年过花甲的马叙伦也由衷地赞成。他根据多年的切身体验和目前的现实，确认，这才是中国的光明之路。这时，马叙伦接到一份聘书，被聘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聘任委员。他寄希望于早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教育事业，曾提出一些主张和措施，但因当局政治腐败，收效甚微。他感到不能舍本求末，更重要的是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因而主动地投人到上海地下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中。
一五四五年九月，唐弢、柯灵等创办了一个政治性刊物《周报》。创刊号一出现，国民党特务就说有“共产党背景”。这对《周报》的活动很不利。于是办报者就想请一位耆年硕德的人士撰文，掩护《周报》的活动。大家认为马叙伦早期即与我党多次合作，做过许多工作，又年高德重，在知识界很有影响，是最好的人选。九月八日，他们通过傅雷向马叙伦约稿。马叙伦欣然应允，很快把稿子写出来，题为《惩奸》，他从五代时的冯道，（注2）丧失民族气节奴事契丹说起，揭露抗战时期民族败类汉奸的种种罪恶，并对国民党迟迟不惩治汉奸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之后，他经常主动到报社与一些同志交谈国际国内大事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当时，美帝国主义正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蒋介石政府正竭力镇压民主运动。马叙伦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态度坚决。他不断地撰写文章，为人民大声疾呼，成了《周报》的主要撰稿人，直到该报停刊，共写了三十多篇文章。
十月中旬，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民主》杂志。马叙伦在此刊物上连续发表《思想解放》和《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等文，揭露国民党政府贪官无忌，腐朽堕落，“钞票不进，公事不出”；坚持专制独裁，肆意剥夺人民民主权利，造成社会上“思想桎桔”，谁稍有疑义，即遭“祸水淋头”。他呼吁肃清贪官，解放思想，实现民主政治。后又继续撰写了大量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战斗檄文。他还被《民主》杂志社聘为编委，对该刊的战斗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报青年记者温崇实，从潘汉年、华岗、朱语今那里知道在上海住有一位前辈学者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博古通今，学识精湛，便冒昧地前去拜访和约稿。当温崇实走进马叙伦的住室时，见一位清癯瘦弱的老人正在自己煎药，便上前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马叙伦热情欢迎，随即动作敏捷地放下手中的煎药工具，把温崇实让坐在骨排凳上。温崇实见斗室内满目皆书。案上文稿累累，由衷敬佩，因拘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马叙伦便亲切地谈起：“我在你的年龄时，也在办报，帮助《选报》、《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编辑写文……”（注3）使温崇实消除了拘束，感到宛如家人。
从此，温崇实经常出入马叙伦门庭。传递斗争信息和送采访中得到的材料。有时在马叙伦不宜出席的场合，温崇实便以新闻记者的身分拿来材料，供给马叙伦作为批驳反动当局之用。
有一次，温崇实送来一份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材料，马叙伦对他尤为夸奖，马上执笔撰文，并嘱咐温崇实就来取稿。当温崇实拿到稿子一看，竟是对国民党宣传材料的逐段解剖和批驳，立论严谨，铿锵有力。马叙伦的革命激情深深感染了温崇实，他未加熟虑就把文稿送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开出版的刊物《群众》（注4）上发表了。事后地下党的领导人查问温崇实是否事先征得马叙伦同意、于是，温崇实带着内疚向马叙伦表示歉意。
马叙伦却哈哈大笑起来，并亲切地说：“小温，不要为这事着急，我不介意。”接着他追述了自己从学生时代与校方斗争直到反袁、反段等的历史。温崇实为马叙伦的这种坚持真理，追求光明，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感动。
由温崇实经手，马叙伦发表在《文革》上的文章，共有十一篇：《上蒋介石书》、《美国定要拿中国做他的附庸国》、《中国愿意做美国的附庸？》、《再谈‘明事非张正气’》、《今年双十节有什么意义》、《时局测隐并告第三方面政协代表》、《替民主党可惜》、《法院的鬼祟》、《蒋主席在国大演说》、《美军在华暴行的责任》、《马歇尔离华的声明》等，都是及时揭露美蒋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假友谊真侵略的檄文。
他还为《文汇报》、《昌吉》、《新世纪》、《新文化》、《群众》、《联合晚报》等撰文。常常是边与人研究边写出草稿。速度惊人之快。所写的文章内容丰富，爱憎分明。笔锋犀利。说服力强。他为各报刊撰文约数十万言，用以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的罪恶阴谋，鼓励群众起来斗争，在广大群众中很有影响。
马叙伦还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活动更加广泛，联系范围日益扩大。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
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一次王绍鏊写了一篇上蒋中正的意见书，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征询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在上海爱国民主人士中广泛征求签名，也传到了马叙伦手中。马叙伦看后，很想与王绍鏊相识，深人探讨此问题。经老友谢仁冰介绍，他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的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二人经常往来，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经常出席会议的有：郑振铎、唐弢、许广平、傅雷、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陈巳生、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在《民主》第七期上曾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主张和态度》，申明：“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文中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压平物价。审判日本战犯、惩处汉奸等五项政治主张。
民主运动逐渐发展，蒋介石集团恨之入骨，加紧镇压。十二月二十日，上海几千名大中学生集会游行，准备向新到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递交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火，定期地迅速撤退驻华美军，以公正态度调停中国内战等。游行队伍刚出发，埋伏在旁的暴徒，突然冲出，手执粗棒大棍，见人便打。许多学生被击昏倒下，血流遍地。其中不少是女学生和年仅十三、四岁的中学生。这一暴行激起人民无比愤怒。国民党政府对此极力掩盖，强令各报不准刊登。马叙伦等切身体会到要揭露敌人，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必须采取有效的舆论措施。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
十二月下旬，以马叙伦为首，联系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六十一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指出，日本投降后，“我们中国却随即陷于内战状态。而美国的海陆空战具却被使用在中国内争的战场上；美国的海外部队在我们华北的行动，似乎已超过解除日军武装和遣送日军回国的任务之外，有卷入中国内战之势；对于日军的缴械和遣送工作迟迟进行，竟与受命留驻交通要道‘维持秩序’的武装日军和乎共处。这一切引起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疑惧。”希望美国人民“督促你们的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步骤避免她的部队和军火武器为中国内争的任何一方所利用来扩大和延长武装的冲突。”呼吁“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克眼目前的危急的难关。”（注5）
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大家分别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马叙伦早已感到斗争需要，对此非常赞同，便积极行动，更加强了与各界爱国人士的联系和协商，定期和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等在中国科学社讨论建立组织事宜，以及组织的章程和宣言等、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对此组织的成因，马叙伦说：“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注6）
马叙伦又和大家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工作，之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参加这次大会，签到的有二十六人。（注7）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了发起组织的原因和经过说：“纵览目前国事，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注8）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还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其中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中，明确规定了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井宣布，将来民主政治实现，国民代表最高权利机构成立之后，本组织由全体大会决议，宣告结束。
根据此次大会的决定，马叙伦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一致选举了马叙伦为首的十四人为理事和候补理事，并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庄严提出，本组织的奋斗目标为建设一个“统一自主强盛的现代化新中国”。并针对当时国内斗争的焦点，提出八点政治主张：
一、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二、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三、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四、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五、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利机构，决定公布；
六、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利机构的选举；
七、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八、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注9）
《宣言》还强调“我们为争取民主，须先自动地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
从此，“民进”以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政治组织，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马叙伦等人的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精心组建是分不开的。
一月四日，马叙伦又主持了民进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和王绍基、陈已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他们同心协力带领全体会员为实现民进的政治纲领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注1 《马叙伦诗词选》，第40页。
注2 冯道：五代时瀛州景城人，字可道。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故后世人认为他历世五姓，丧失民族气节。
注3 温崇实：《马老楷范堪垂鉴》。
注4 《群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公开出版的刊物。1946年6月第11卷第5期至1947年3月第14卷，第9期，在上海出版。
注5 《民主》，第12期，1945年12月29日。
注6 《文汇报》，1946年1月7日。
注7 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维华、胡月城。
注8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第12页。
注9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