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宁沪线上箭一般地飞驰，欢送的人海、高楼、茅舍、树木、田野迅速向后逝去，马叙伦等晋京请愿代表的心，都象一团火在炽烈地燃烧。
酷暑炎阳，吹入车厢的风也是燥热的。许许多多旅客却异乎寻常没有丝毫瞌睡之意，他们纷纷议论着上午的大会、见闻、和平、战争。部分晋京代表也不时地插话，和倾听着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的人民的疾苦和呼声。
这乃是时代的列车，历史的车轮在轰鸣……
开车不久，代表们就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几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务们冒充列车员，要代表们填写履历，说是为了“特别保护”。马叙伦和代表们回答说：不必费心，我们不需要什么“特殊保护”。但特务们仍然纠缠不休。代表们气愤地质问：凭哪条法律规章，旅客坐火车要写履历？特务们瞠目结舌无法回答。周围有的旅客也帮代表团说话，还有几个外国旅客过来看热闹。特务们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车到苏州，常州，都有一小伙特务把车厢内外的标语撕掉擦净，并贴上预先写好的反动标语。代表团始终不予理睬。午后五时许，车抵镇江站，又来一伙人，乱哄哄地围在代表团车窗前。突然有七、八个身穿灰蓝色罗纺长衫、面色红润的人闯进车厢，为首一人手执三角纸旗，上写“苏北难民代表”，指名要找马叙伦。马叙伦答：“我是”。此人先鞠躬，后说他是苏北难民，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逃亡到此，要求马叙伦把他们送还本乡。马叙伦知道是特务寻衅闹事，置之不理，但特务仍继续纠缠。吴耀宗、阎宝航上前制止说：“他年老身体不适，不要多谈。”特务根本不听。马叙伦遂说明：“我们是上海人民代表，进京请求和平，我们也是为大家痛苦不堪。对苏北难民我们绝不歧视，如有事委托我们转达政府，绝不推辞；但还乡一事，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特务们见无理可答，又转而要马叙伦下车“讲演”，“抚慰难民”，企图乘机绑架。马叙伦十分气愤，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义务，至于难民各地皆有，情形也大致相同，不看也清楚。”特务们非要马叙伦下车不可。马叙伦坚持不下车，也不再回答。吴耀宗、阎宝航又一次向特务说：“马老年事已高，不应相迫。”井严正声明：“我们是去南京请愿的，不能中途下车。”特务们又威胁说：“如不下车，我们有人要卧轨，火车别想开。”在此突然袭击下，代表团几位代表遂即分工：一部分人保护马叙伦，不为特务劫持；一部分人到各车厢说明代表团的使命，争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部分人向月台上的人群进行宣传。经过代表团的工作，旅客们纷纷谴责特务，要求赶快开车；几个外国旅客还找到列车长说：“一定要开车，不能耽误我们的事情。”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站方和列车长对“难民”的无理取闹进行了干预，约两小时之后，列车终于继续行驶。
晚七点，车抵南京下关车站。民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秘书罗叔章等上车欢迎，几位记者也来采访。在大家正要下车时有几个自称临大学生的人挤到前面来纠缠，要求马叙伦说明此行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马叙伦指派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他们：“此行目的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这几个人，仍寻衅地问：战争的责任究竟谁负？你们对共产党的印象怎样？经过一番纠缠后，他们见无隙可乘，悻悻而去。
当代表团走出月台时，军警及所谓难民近百人，从两侧包围过来，有些人叫嚣：“打共产党代表！”（注1）“叫姓马的站出来！（注2）当马叙伦出来时，忽听有人鸣笛，一黑大汉口喊“打！”声音未落，一群暴徒蜂拥而上，一阵乱打。在混乱中将马叙伦与其他代表分开，雷洁琼紧随保护，一同被挤入候车室内，有十几个所谓“苏北难民”跟着冲了进来。另一部分代表被拥入食堂。随后，有几个宪警出来把门，暴徒聚在门外吵吵嚷嚷，喊：“姓马的出来问话！”又要求马叙伦带他们去见周恩来。马叙伦当即说明到南京的使命，又说：“我们没有带你们找周恩来的义务，而且我们来京，理应先拜访蒋主席。”特务们仍纠缠，劝马叙伦回上海，又要求马叙伦出去同“难民”（注3）见面，“讲演”。马叙伦一概不予理睬，镇定自若。他想，“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没有达到，反使人民痛苦到这样困地，内心的苦痛，比死还要难过，如果他们给我一顿打死，是成全了我。”（注4）所以他‘心如止水’，一点没有什么惊慌。这样相持两小时许，地下党员阎宝航为保护马叙伦，特地从食堂前来设法劝说，帮助解围。暴徒们让阎宝航出去讲话。阎宝航刚说两句，暴徒就喊“打”，又喊：“跪下”。阎宝航凛然怒斥：“我与日本人打了多少年仗不曾下跪，我要为中国人保留一点面子，你们枪毙我好了。”站台内外纠集的特务越来越多。夜十一时，国民党的宪警突然撤离，暴徒遂一拥而入。大喊：“打！”接着，毒打出手，拳打脚踢。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飞向代表团。雷洁琼和阎宝航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了那面。这时一个两尺高的大铜痰盂突然向马叙伦头部砸来，阎宝航忙去拦挡，胳膊当即骨折，使马叙伦免遭毁身之危。结果马叙伦头部受重伤，鼻、眼也都受了伤，腹部被踢，剧烈疼痛，昏迷坐地，后被一宪兵推到办公室里。雷洁琼被打得昏过去，阎宝航受伤多处，面部、胳膊受重伤。两个学生代表和两名记者均受重伤，卧倒在地上。这时国民党的宪兵才出来，暴徒们纷纷溜走。
宪兵们把代表装上一辆卡车并没有立即开向医院，而是驶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令者押进去。代表们严正抗议，拒绝下车。这时几个在场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先送代表们去医院。当局无奈，才勉强把代表团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这时已是二十四日凌晨两点。
当马叙伦等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困遭殴打时，冯玉祥、李济琛等曾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出险。但均告无效。
马叙伦等被抬进医院后，宪兵立即四周布岗，如临大敌。正当受伤代表痛苦呻吟之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腾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同志来看望。周恩来同志向每位代表—一亲切慰问，接着，他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注5）大家极为感动，热泪盈眶。之后，周恩来久久停在马叙伦身旁，仔细了解伤情，马叙伦激动地说：“没有什么，为了和平，这也是预料中的。”（注6）
当周恩来看到受伤代表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时，他立刻亲自和院方交涉，经过再三力争，才得到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饼于。中共代表团还为受伤代表带来了水果。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已近拂晓。
二十四日，在南京的共产党人李维汉、廖承志、范长江以及邵力子、冯玉祥的代表等都到医院进行了慰问。此时，来采访的记者曾问马叙伦一个问题：代表团是否将向法院起诉？他答：“起诉无对象，即使有对象，亦必无结果，起诉又有何用！”（注7）后来代表团研究决定：我们即为和平而来，自不愿因此而有碍于和平谈判，所以不扩大追究；但要揭露真相，要向当局提出要求。
当天，南京的几家进步报纸，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同时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事件。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欲缩小事态，掩盖阴谋，遂于上午九时将马叙伦等转移到黄浦路中央医院，改善了医疗条件。
二十五日，民主促进会的刘哲民来医院看望，见马叙伦极度衰弱，他很担心。可是，马叙伦却说：“我的痛苦是和时代相联系着的。最使人焦急和苦恼的是当前的混乱局势。”（注8）
之后，一连数天，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大、中学生代表等纷纷来看望、慰问，络绎不绝。
他的次子于马龙翔正在美国留学，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下关事件”的详细报道，知道父亲马叙伦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遭特务殴打而受伤。他义愤填膺，异常怀念奋战在祖国民主战线上的父亲，立即致电慰问。长子马克强和次女马龙环也冒着风险从上海赶来探望。见马叙伦躺在病榻上，脸色蜡黄，子女难过得泪水夺眶而出。马叙伦见此情景，用微弱的声音招呼孩子到身边来，断断续续地告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已来过，周恩来同志还说‘血是不会白流的’”。子女深受感动。随后，他吃力地抬起左臂把搭在床栏上的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拉下来，交给龙环，表情严肃地说：“好好替我收着，这是国民党罪行的物证。”（注9）
子女满含泪水和愤怒把血衣仔细收藏起来。
中国共产党对“下关惨案”极为关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在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祸首，追究责任，撤消特务机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及人民和个人有请愿申述之权，政府支付赔偿受伤代表的医药费及个人损失，保证代表的自由安全等。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还致函马叙伦等八位代表，亲切慰问。信中对代表们“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表示感佩，申明“中共对当前国事主张，要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最后请代表“以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励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注10）
不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代表：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注11）
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也发来慰问电。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南京惨案》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声援、慰问马叙伦等代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撰写《遥慰马夷初先生》一文，说。“你不是孤单的，……随着法西斯特务之每一次无耻行为而来的，是千千万万人冷嘲与铁拳的回答。”
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沈志远、闵刚候、孙晓邨、吴觉农、史良、茅盾、马寅初、叶圣陶、周信芳、史东山、冯亦代、骆宾基、徐迟、徐调孚、夏衍、梁漱溟等，中国民主促进会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徐伯昕、罗稷南、宓逸群、张纪元、傅彬然等也都就此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
沈钧儒等九位知名人士的慰问电说：“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五百万民众，不辞劳瘁，晋京为民请命，呼吁和平，不意方抵都门，即遭暴徒凶殴，钧儒等闻悉之下，不胜悲愤！八年抗战，疮痍满目，经济已临崩溃，饿莩遍及全国，若再继续内战，势必亡国无疑。先生等为和平奔走，而竟遭毒手，全国人民同声愤慨。钧儒等一息尚存，势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特电慰问，并致最高敬意！”
陶行知单独发来的慰问电说：“弟未能奉陪晋京，分受光荣之伤，深以为终身之大憾！”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和平运动大会致各代表慰问电说：“诸先生今日所流之血，已成吾人前进之路标，大难未已，众怒正殷，除已准备一切，接受任何牺牲，以争取和平之实现外，特电慰问。”
全国公正舆论都站在代表一边，而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等却说马叙伦等代表是“冒充人民代表”，“自称人民代表”。对此，上海、南京许多报刊纷纷撰文驳斥。叶圣陶在短文中指出：“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表跟委托这些事情，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注12）
马叙伦等代表的上海人民，得到“惨案”消息后，群情激荡，众怒难平，爆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蓄意制造血案的罪行，提出从速惩凶和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正义要求。宣言说：“本会各团体认为此次事件，显系好战分子指使暴徒伪装难民，有计划压制民意，破坏人民请愿权利，残害人民身体自由之暴行……。为此，本会各团体除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并盼全国各人民团体一致起来，争取和平，并对下关事件要求政府速惩凶犯，并严究发纵指使之祸首，确实保障各代表安全，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请愿权利，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再者我上海人民，自消息传来，连日悲愤填膺，椎心泣血……深望政府当局顾念舆情，对我呼吁和平代表，披肝沥胆，以诚相见，毅然宣布结束武力解决，庶能挽垂危之大局……。否则每一国民，都有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都有继续请愿，为各代表后盾的决心，言出必行，义无反顾。”
上海各群众团体、单位，各阶层人士都写信、发表谈话或宣言，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工人协会在致马叙伦等代表的信中指出，这一事件更暴露了“好战分子的狡猾残酷面目”，“更增加了为和平而斗争的人们的勇气和决心，本会愿誓死为先生们的后盾，为中国和平而奋斗到底。”民盟上海支盟发言人在谈话中指出，马叙伦先生等系代表广大人民之意志去京呼吁和平者，反动派下此毒手，完全证明渠等决意与人民为敌而不要和平。
北平、天津、重庆、汉口、昆明、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人民也都起来声援代表，谴责当局暴行。
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声援，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代表，使马叙伦更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是推进历史的动力，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他曾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注13）“下关事件”还使马叙伦深刻认识到“政府这样地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除了和他们奋斗争取，不会得到自由的。”（注14）
马叙伦等受伤代表未等伤愈就在南京积极活动，分别会见了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团，递交了请愿书。同时还参加了各种会议，向各界报告“下关惨案”经过，介绍上海四百万人民反对内战的斗争情况，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敬佩，达到了揭露蒋介石政府反动面目，发动群众制止内战的目的。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马叙伦等上海人民团体晋京请愿代表，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南京返上海。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齐燕铭、李维汉等，民主同盟方面有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等。
同日下午五时抵上海，受到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新闻记者及各代表的亲属热情欢迎。马叙伦对前来欢迎看望的同志们和家属说：“血是不会白流的，斗争一定要坚持，我们最后会胜利的！”
马叙伦因伤未痊愈，亟需休息，故在寓所的门玻璃上贴了告示：“伦等入京呼吁停战，业于前昨分别谒见蒋主席、周恩来先生、马歇尔特使。当荷主席答复：‘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周恩来先生答复；‘绝对赞成和平’。马歇尔特使答复：‘我定要使中国和平实现。’知关锦注，略具奉告。伦伤创渐痊，惟尚神经衰弱，不能多语，拟休息数日，再图答晤。劳劳感甚，特此志谢！”
上海人民为了慰劳和馈赠赴京请愿的受伤代表，发起“和平献金”运动，从六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献出一千零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元。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十分感动，特在《文汇报》上登函致谢，说：“叙伦等虽勉成使命，实未获效果，心深渐悚，无以塞责！顾仍荷社会各方面矜其遇暴，助其就医，先后赐致药饵之资，业由文汇报馆汇集交到。叙伦等接受之余，莫名感荷。惟是叙伦等伤病渐愈，敬此恳辞再赐隆惠；至叙伦等医药所需，业已经各团体屏当讫事。兹将尊款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用诸社会事业，以广仁风。特此声明，并致谢忱。”
马叙伦健康状况好转后，立即参加战斗，应邀到学校、工厂报告“下关事件”经过；出席座谈会；撰写《纪念“六二三”下关事件》、《南京七日记》、《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摘录》，发表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继续揭露蒋介石集团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
烈火炼真金，马叙伦革命意志愈加坚定，更英勇地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伟大斗争中。
注1、2《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
注3后来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由地下党同志查清，所谓“苏北难民”乃国民党特务纠集之劣绅、流氓等。
注4《民主》，第38期。
注5《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
注6《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
注7《人民政协报》，1983年7月20日。
注8刘哲民：《缅怀马老二、三事》。
注9马燕，《怀念爸爸马叙伦》，《人民政协报》1985年4月26日。
注10、11《文史集苹》，第1期，第34、35页。
注12《文史集萃》，第1期，第38、39页。
注13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革命史讲义》（5），第29页。
注14马叙伦：《人民自已来解放吧》，《民主》，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