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和上海人民全力争取的和乎，终于被蒋介石集团破坏了，全面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集团彻底撕下假和平、假民主的伪装，大举围歼中原解放军。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同时，在舆论上颠倒黑白，把战争的责任嫁祸于中国共产党。
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文告，称：“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则国军不仅自卫计，且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与维持地方安宁……不能不加以抵抗与驱除。”又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其进攻与破坏交通之行动，以证明其诚意；……则政府仍当曲予容忍。”
马叙伦认为，此文告与事实不符，历来有文告者必有武备，文告是为武备服务的。国民党中宣部的文告纯系欺骗人民。他撰文披露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从苏皖鲁三省若干地区撤出军队的事实。指出，不是共产党进攻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有诚意的做出忍让。相反地，国民党军队却开进了上述地区。不仅如此，还血腥地镇压那里的人民，他说：“国民党如果真正是为人民的，……自然应该这么想，共产党虽然是我的敌党，但是他统治过的地方的人民，并不是他的私产，他如果做到了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那么他行的政策就不坏，他如果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我不能因为少数地主失了土地，去给他们恢复过来。因为耕者有其田，原是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注1）斥责蒋介石集团言出虚伪，动之以武，而且做贼心虚，妄图推卸发动战争的罪责。
马叙伦还在《人民自己来解放吧》一文中，批驳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种种借口，指出，国民党所以要发动内战，其实质“是官僚政治要借武装来维持他的生命”，因为他们早已“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又指出，他们所散布的什么维护“正统”，铲除“奸匪”；国民党是“革命党”等等，不过是其发动内战的“迷魂诀”。
接着，他—一驳斥说，“正统是国民党自命的。国民党在他本店自造的一党专政制度底下，政权治权都在他手里，国家成了他的专有品，他自命为正统。”但是，“偏有一个有土地有军队的共产党和他对立起来，所以（国民党）自己看得是‘正统’，把共产党看做奸匪。但是，人民判断‘奸’的标准，却是谁握有政权，而却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把利益送给外国的，这是千古万代没有疑义的都给他一个奸字称呼。我们拿历史上这样的标准来考核现在谁做的事是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谁是奸，谁不是奸，也极容易明白了。”
进而，他驳斥所谓国民党是“革命党”之说，指出，对党派，在老百姓的立场看来，一个革命党失掉了革命的旨趣，就消灭了其革命的资格。国民党早撇开了三民主义，还谈什么革命？现在的“革命”实际上是“剿共”的代名词，是要借武装来维持蒋介石集团腐朽的一党专政统治。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成了革命的障碍，岂能称为革命党。
最后，他指出了坚持反人民内战者的必然下场是“等到被迫得人人都要走上死路，那就人人都向死里求生，到这个时候，不约而同地把你任何统制都冲破了；你就黔驴技穷，束身待毙，是势所必至的”。（注2）
马叙伦还认为，中国的内战之所以能够打起来，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政策分不开的。他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是要把中国做成他对苏联战争的基地，二是要中国做他生产剩余的市场”（注3）所以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国的内战，已证明美国是实际参加的”（注4）“中国的好战者没有美国好战者替他撑腰，中国的内战打不起来，就是打一阵子，也支持不下去”。（注5）马叙伦还指出：凡帝国主义没有不是侵略的，不过侵略的方式和技术有不同，方式有文化、经济或武力，技术有聪明、愚蠢、强硬、温和，现在美国对中国则是三种方式并用，强硬和聪明结合，他利用帮助接受日本投降，得到了契约上的保障，海陆空军都进入中国；利用租借法案，将物资—一包括武器输入中国，又通过为蒋介石训练陆军、建立海军、组织空军，掌握中国的海陆空军权；最近还订立了价值八亿多的剩余物资卖给中国的契约，一方面帮助他在中国的武力加强，另方面还捞了本钱回去。马叙伦气愤地指出：“这是从前清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被侵略史上，最重要最残酷的一页”（注6）“这种国家道德丧尽有忝文明的行为，十足表现了资本帝国主义狰狞的面目”，“中国的‘炎黄子孙’只有绝对的反对”，（注7）他严正地表示：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经过人民通过的种种明或密的条约，将来会和日本与袁世凯订的二十一条密约一样地遭到人民的否决。他疾呼；“美军必须立刻退出中国！”，“外国军队驻在我们国内，是对我们国家的威胁，是我们人民的耻辱，我们为保护主权，维持国体，恢复我们国家所得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立刻叫美军退出中国”。（注8）他的这些言论和呼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蒋介石集团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对国民党区疯狂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封闭民主报刊，残杀革命人士。马叙伦预感到敌人随时都有下毒手的可能，但他毫不畏惧，以“预备死”的精神，决心与蒋介石反动派斗争到底。他说：“预备着死，所以贫贱、富贵、威武都奈何他不得”，“也就是自己从死的囚笼里解放出来”。
七月上旬，马叙伦将六岁的小女儿向陶行知作了身后托咐，要求陶行知收做小门徒。不料，陶行知竟于七月二十四日因脑溢血病逝。马叙伦异常悲痛，写文哀悼：
“行知，我认识你已三十多年了，可是最近才真正认识了你。
我们应该为着民主而被判死罪的，或明杀，或暗杀，或打杀，或毒杀，我们等着吧！
我这样想：我大概应该挨上你前头的。你记得吗？半个月前，我指着我的小女儿问你：可收这样小门生吗？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哪里想到你竟抢先去了！……
行知，你瞑目把！民主终究要实现，在你的儿女面前，即使我们失去了你这个先锋。
行知，我不多哭你，一则因为我病了，再则哭你的人太多了。”
马叙伦所预料的事，果然在昆明发生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昆明特务机关，按国民党当局的秘密指示：“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拟定了黑名单，把李公朴、（注9）闻一多（注10）列入首要地位。
七月十一日，李公朴首先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在昆明街头。
李公朴遇难后，闻一多已知自己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但他为民主事业继续奔走，无所畏惧，十五日下午，亲自主持了在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他怒斥特务丧心病狂，必自食其果，悲愤地宣告：“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接着向二千余群众庄严地表示：“每个人都要象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跨回来！”散会后，他又出席民盟滇支部为李公朴先生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罪行。招待会结束后，当他走到距联大宿舍仅十步远的地方时，两个尾随的便衣特务对他连续开了数枪，闻一多先生中弹倒地。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也被连打五枪。闻一多为反内战、争民主的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马叙伦怒不可遏，他领导中国民主促进会立即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争取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召开紧急理事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流血惨案的严重罪行。宣言列举了自抗战胜利以来，全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和惨案，之后庄严指出：杀害争取和平民主的人士就是杀害和平民主。没有和平民主，全国人民便只有死亡和做奴隶。要想挽回这一悲惨的命运，便只有发动全国人民的力量，一致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停战，恢复和平；履行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执行政协五项协议及整军方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由各党派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彻查较场口事件以来一切暴行惨案的真相，严办祸首和凶手，并惩办负责的治安当局，优恤一切死者，赔偿一切伤者的医药费及其他损失；释放一切政治犯。
马叙伦还领导民进，联合其他民主团体，向李公朴夫人张曼翎致唁电，表示慰问。唁电全文为：“阴霾蔽日，妖孽横行。骇悉公朴先生惨遭暗杀，陨我民主运动之巨星，殊深震悼。公朴先生仍万古，精神不死，同人誓循遗范。以慰英灵。”
七月十七日，在民盟商定悼念李、闻两烈士的会上，马叙伦提议：李公朴不应国葬，因为他反对这个不民主的国家，也不应同盟葬，因为他不仅仅是属于同盟的；而应举行人民葬，因为他是为人民而死的。（注11）立即得到一致的赞同。他还多次发表文章，悼念烈士，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在《从李、闻案谈起暗杀政策》（注13）《努力达到他们的志愿》（注14）等文中，愤怒指出；用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国民党日薄西山的象征”，国民党暗杀李、闻是自掘坟墓，“我们看了前清不能顺从人民的意见，拿政治来消灭革命，终究被革命消灭他”；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他“好象春天的草，生生不绝。而且更行更远还生”，“李公朴先生已经发了太阳大的光明，在照著我们前进。我们只有达到他的志愿，才是对他的安慰”，他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警告国民党反动派说：“我的历史上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弹。”
他曾亲书横幅：“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赠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张挂在代表团办公处“周公馆”的会客厅里，表现了他为革命誓死如归、前仆后继奋斗的决心。当时许多报刊都披露了此横幅的内容，社会上影响很大。
十月四日，马叙伦和王绍鏊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天赡舞台举行的追悼李、闻烈士大会，参加者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国民党进步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群众代表。马叙伦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十月六日，马叙伦又主持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三十个社会团体，联合在静安寺公祭李、闻二位烈士。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亲自参加公祭。马叙伦代表民进深切悼念。与会人们异常悲痛和愤慨，凝结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暴力不能摧毁人民的要求，民主要用血来实现。
蒋介石集团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十分仇恨。在南京成立了数十个特务打手队；在上海、北平、重庆等大城市也集中了特务骨干，加紧镇压和迫害活动。ＣＣ头子陈立夫带了许多特务到上海；上海特务机关确定了重点打击对象为爱国民主活动的领导核心、舆论机关，及国内有威望的民主爱国领袖等。
恐怖气氛愈来愈浓，人们劝马叙伦注意安全。他感谢大家的关心，但坚定地说：“革命没有不牺牲的，全国动员起来，光明也就很快到来了。”在大学里讲演时，还是大骂蒋政权，他说：“我知道今天台下有许多带着手枪的特务，我不怕，我还要讲话。”（注15）
在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上，马叙伦针对政治环境日益恶劣，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紧开展民主运动，因为只有人民发挥出伟大力量的时候，反动派才不敢嚣张，政治才能澄清。并呼吁，全国各地的民主团体，在这严重关头，团结一致，扩大组织，开展集体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为创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与镇压民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集团还不断掀起反共恶浪，大肆造谣攻击共产党。马叙伦挺身而出，公开发表文章批驳，指出：“我们不必要替共产党辩白……，但是，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救星，至少他是人类里大多数农工的救星，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和资本独占者看得他们如‘洪水猛兽’，代表地主和资本独占者的政府，当然要替背后为主人大加反对。”又坚定地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新势力，他是时代的洪流，反对他也阻止不了他的生长。”（注16）这对在黑暗里的人民接受真理，看到光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月和十月《周报》、《民主》相继被反动当局查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些倒行逆施，马叙伦无比愤怒，连续发表了《‘周报’被勒令停刊了》、《周报！总会有再会的日子》、《‘民主’是封禁不了的！》、《‘民主’还是封禁不了的！》等。他愤怒指出：“《民主》可以被勒令停刊，其他一切主张民主的刊物，可以被个个击破的战术，一个个勒令停刊。但是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除非叫我们上断头台，进集中营，是封不了拉不住的。我们还得要说要写，就是把我们上了断头台，我们的精神是不死的，把我们送进了集中营，我们心上的民主还永远刊着。”（注17）
他坚信，周报虽被停刊，但它的深远影响和千万后继者是消灭不了的，说：“周刊除到民主实现以前，大概总是长眠了。……但是它却有了永远的生命，它出了四十八期，等于活了四十八岁。四十八岁的人，大都不但有儿子，还有许多已抱孙子了。我们相信周报已经子孙满堂，它就是从此‘闭口无言’，已经有了代它说话的人，不止几万个了，……而且从它长眠的消息，一传出去，虽则不够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够被人们大大宣传，呀！一份主张民主的周报停刊了。”他还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三十九人联名发表文章，尖锐指出，政府在“加强实施登记制”的幌子下禁封刊物，这是“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我们愿意忠诚地奉告：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注18）他呼吁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权利。
国民党当局见马叙伦威武不屈，又采取了卑鄙的人身攻击、造谣中伤的伎俩，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说什么“马某攻击政府是为了借机邀官求禄。”马叙伦正义凛然，以诗答之：
昂头向天外，岂有羡鱼情。
饥渴萦怀抱，艰危赖众擎。
昌言师仲统，养志学逢萌。
办得青门地，言归事褥耕。
此身时积毁，吾德未光明。
就夏阿衡志，归明诚意情。
志士终难测，青山有旧盟。
寄言长舌妇，且莫妒倾城。
“下关事件”后，特务们又以“失意政客”来攻击。马叙伦在发表的《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注19）一文中，严正驳斥说：“凡是政客，都是以做官弄钱为目的的，我的做官，真是‘席不暇暖’。如想做官，机会也有，尤其敌伪时代，伪朝权贵，不是朋友，就是后生，老实说，只要不学杨铁崖，（注20）甘做老寡妇，食指一动，五院的院长抓一个来做做，非但不是难事，而且还会有人‘倒屣相迎’呢。可是我做过北方抗日救国会的领导者，我要堂堂地做个人，我决不再希罕一官半职。这回在南京，还听说有人想把我弄到政府里，以免我再和国民党距离更远，这也是把我看做失意政客吧。我想一个执政的政党，最要紧的是把他的主义拿来实现，这是收拾人心的要诀。如果不把他党的主义来实现，更弄得政治不象政治，贪污的事情，愈闹愈大愈多，还……一味想拿打仗来解决不是打仗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自杀的法子。”
接着又说：“我们这些人百分之百是熬苦受难，自己有主意，为了爱国而结合的，都不会为一官半职而动摇的，只要政府顺从了人民所希望的，也就是国民党应该实行的，大家都不会和政府为难的。否则你会张开眼睛，见的都是你的敌人。”
国民党当局的这些谣言连续被戳穿后，他们又对马叙伦领导的进组织，采取了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段。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其喉舌《中央日报》上，公布了一个伪称是在延安搜获，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中共绝密文件《中共地下斗争总路线纲领》，并发表所谓政治观察家的评论，公开诬蔑说：“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办系循中共意旨而行”，其所倡导的民主统一阵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注21）五月四日，国民党中宣部向各地国民党报纸发出训令，要各报“揭露”民盟、民进、民建等人民团体的所谓“共产奸谋”，并称这些团体，“实为叛党干部，一切行动均听命于中共”（注22）。发出了有予谋的、有计划地迫害和平民主战士的信号。
适逢马叙伦、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招待各民主团体，讨论时局和民主运动形势。出席招待会的有民盟沈钧儒、罗隆基，民建黄炎培、胡厥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许宝驹，人民救国会史良、沙千里，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国际人权保障会吴耀宗等，大家对国民党反动当局诬陷上海四民主团体的严重事件表示极度的愤慨，对蒋介石的阴谋，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会后分别致书提出严重抗议。
五月九日，马叙伦主持召开了民进理事会议，讨论抗议事宜。于五月十二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致张院长（岳军）公开书》，揭露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所谓《纲领》、观察家的评论及国民党中宣部的训令，这三者“实属三位一体”，其目的是“创此罗织周密之计划，对人民组织有力之民主团体，作一网打尽之企图，以遏制民主运动之生长”。申明民进的宗旨“在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决不惧诬蔑之加。……亦决不因恐吓压迫而阻挠”。又指出：民进与同一立场与目的之团体或人士，“不论是何党派，皆有友谊之社交，合作之需要，然绝对保持独立之地位，自由之主张。所谓‘基于层’，所谓‘实际控制’，皆为面壁虚造，尽其罗织周纳之技，谋于其需要时以此兴狱而已。”对《纲领》诬蔑四民主党派“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作了有力的驳斥，说：“吾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工，历史所诏示者此辈皆驯良有余致乱不足者也；苟其生活不受直接之威胁，虽百万知识层之人，摇笔转舌不能动其毫末；及其为生活所迫，既无鼓动者亦将自起。古之揭竿斩木以与暴虐政府抗者皆若是。”“据孙中山先生之学说，君主专制政治时代有叛民，民主政治时代有叛官无叛民，因人民为国家主体也……本会等以人民之立场而要求民主，争取民主，……何谓叛国？”这封信正气磅礡，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奸计，使之大白于天下。也表明了马叙伦和民进成员不惧威胁恐吓和迫害，誓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意志。
国民党政府黔驴技穷，七月，通过所谓《国家总动员案》，随即下达了“勘乱动员令”，把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共产党的“叛乱”。蒋介石还亲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全国民主人士的迫害，据传，列人黑名单中拟加逮捕者约有六万人之众，仅上海一地，即预定逮捕三千人。接着又下令其各级特务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实行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其余中下层人士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
在这些反动命令和布置下，各地出动了宪兵、警察、军队并配备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仅十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中就有二千一百余人惨遭杀害。一时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各民主团体受到了严重威胁。马叙伦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研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以保存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决定民进暂时隐蔽转人地下活动。他们在上海以分组、化整为零的方式，继续从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或者到工厂、学校向工人学生秘密报告形势，或者编印各种宣传提纲通过会员个人向各阶层群众散发。马叙伦继续发表文章和演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八月十五比他在关于中国工商业处境的形势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当时全国工商业的严重危机，指出，这种危机无法解脱，其症结就在于内战。因为内战需要“征兵”、“征粮”、“征实”、“征用”，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就破坏了中国的工商业。他又指出：目前要挽救中国工商业的困难，只有停止内战，使一切经济趋向正常。他要求工商业者行动起来，为阻止内战而斗争。马叙伦在另一次关于农民疾苦的讲演中，说：由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农民的榨取，征粮、征兵不断加码，再加征实、征借，使广大农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农民不堪忍受，爆发了大规模民变。这种结果是必然的，惟有停止征兵、征实，实行减租减息，压平物价，中国人民才能有生活的出路，中国才能获救。
马叙伦每天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公开的威胁恫吓。正在此时，他的次子马龙翔从国外学习回来探亲。长时间不见，父子相逢，十分亲热，谈了别后的情形。他拉着次子的手说：“你从国外归来，我看你还没有染上一般外国留学生那样的习气。”（注23）脸上浮现欣慰的笑意。后又严肃地叮嘱和催促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这里正受特务监视，很危险，你赶紧走吧。”
马叙伦身处危境，预感到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和屠杀，遂于十月三十日深夜，写下了遗言，书示子女：
“此件待余遇害后由诸儿共发之
三六，一０，三０（注24）
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注25）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若为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墓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华也。
余虽写我在六十岁以前小册，已布于世，非吾志也，汝曹勿复求人作传志。余素齐万有，名相已空，利地之怀，仍多阙憾。汝曹若能继志，胜此虚文矣。
余死自致公愤。但汝曹不必修仇夫已。事畜之计，能不与同朝，上也。否则始忍须臾，以待清明。余不之责也。”（注26）
书毕，妥善珍藏。室外一片漆黑，万籁俱寂，他心绪翻腾，久未能寐。
翌日，他又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提出严正抗议，信中喻国民党的举措是“效汉唐末叶所为”，斥国民党特务是“明季厂之行”，明确表示：“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于伦无与焉。”（注27）他这种临危不惧，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为革命甘愿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为世人钦佩！
注1 马叙伦。《玩手段和诚意》，《民主》，第39期。
注2 马叙伦：《拿国家来“赌气”》，《民主》，第45期。
注3 马叙伦；《我们也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民主》，第50期。
注4、5、6、7 马叙伦：《中国糟到这样地步谁的责任》，《民主》，第48期。
注8 马叙伦；《美军立刻退出中国》，《民主》，第2卷，第1、2期合刊。
注9 李公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一九００年生于江苏省镇江市。“九一八”事变后，致力抗日救国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八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十一月，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工造时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称“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获释。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昆明支部领导人。
注10 闻一多，现代诗人，学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北浠水。曾留学美国，学习美术、文学。早年参加新月社，先后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著有《红烛》、《死水》等，后全部著作编为《闻一多全集》，共八卷四册。一九四三年后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积极投入反对内战运动。
注11 《文汇报》，1946年7月17日。
注13 《周报》，第48期。
注14 《群众》，1946年第11卷第12期。
注15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
注16 《民主》，第49期。
注17 《民主》，第47期。
注18 《民主》，第2卷，第1、2期合刊。
注19 《周报》，第45期，1947年7月13日。
注20 杨铁崖：名杨维桢，浙江诸暨人，元代文学家、书法家。筑按铁崖山，因号铁崖，张士诚据浙西。屡招扬不赴。朱元璋召其修书，杨作《老寡妇谣》一首以拒之。
注21 国民党《中央日报》，1947年5月3日。
注22 国民党《中央日报》，1947年6月4日。
注23 马龙翔：《回顾与希望》，第138页。
注24 三六，一０，三０：三六指民国三十六年，即一九四七年。
注25 “夫己”：遗言中原注“夫已”出自《左传》，即不欲把其人也。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日公，曰“夫己氏”。此处指蒋介石。
注26 马叙伦遗言，存马佩处。
注27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