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硝烟猕漫，黑暗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口喊“复兴建国，教育第一”，但实际上却是内战第一，军费第一，把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作了战争经费，而教育经费不及百分之五，且相当大部分又用于特务党棍等在学校中的活动费。广大师生既无生活保障，又无政治民主，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他们被迫起来团结自救，提出：“抢救教育危机！”
“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教育战线上的斗争一浪接一浪，由争民主、反内战、反美军暴行，发展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
马叙伦是教育界颇负重望的学者。早在一九四五年冬，上海地下党为提高进步团体“小学教师进修联合会”的声望，争取社会力量，加强战斗力，特派地下党员、小学教师进修联合会的负责人葛志成前往商请马叙伦做“小教联”顾问。
马叙伦身着一件半旧的深色棉袍，黑布棉鞋，正坐在案前看书。当葛志成说明来意和介绍了“小教联”情况后，马叙伦热情地说：“教育事业是十分崇高的事业，教师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你们这个组织，一定要为促进教育的进步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努力……”（注1）他的谈话诚恳亲切，对教育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教师非常关心。
葛志成又提出请他担任顾问的要求，他慨然应允。
后来，“小学教师进修联合会”和“中教研究会”等，为抗议物价飞涨、学生失学、教员失业，曾发动生活斗争。马叙伦以“小教联”顾问的身分在《联合晚报》上发表《从人心说到教育》，积极支持中小学教师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等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有六千余名大中学生参加。国民党当局派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并以步枪、机枪和小钢炮进行武力威胁、恫吓。二十六日，昆明市三万余学生举行联合大罢课，以示抗议。反动当局变本加厉，三十日，指使特务分子在昆明街头多次围攻、殴辱、绑架、杀伤学生。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官总队”队员和武装特务，向各校进攻。师院学生李鲁莲、工校学生荀极中被炸倒殉难；已受伤的女学生潘琰，为扑救别人，遭暴徒猛击，被戳数刀，惨烈牺牲。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因阻止特务投弹，被特务推向手榴弹爆炸处，而英勇捐躯。一天内，特务暴徒先后杀死手无寸铁、要求和平民主的教师和学生四人，重伤六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惨案。
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国广大师生以及各界的极大义愤。
上海教师、学生和各界人民代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借于再家属为于再开吊的机会，在玉佛寺举行公祭昆明死难烈士大会。主祭团由马叙伦和宋庆龄、柳亚子、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七人组成。
早些天，马叙伦已接到于再家属的讣书，准备届时前往吊唁。但十二日下午，忽然有人问：“追悼会时间是否改了上午？”晚上又来位朋友问：“可晓得明日上午有学生游行的消息吗？”他不解其意地回答：“不晓得。”接着，朋友担心地说：“追悼会和游行示威结合一起会闹出事来的。”马叙伦说：“当局不该阻止群众的民主活动，否则会发生昆明同样的结果。”
翌日上午九时，有两位着学生装不相识的朋友，前来告知追悼会由下午改为上午举行，请马叙伦即刻到会为主祭人。
马叙伦直奔玉佛寺，途中见到戈登路与槟榔路交叉口上已有武装人员，玉佛寺大门左首还停着一辆红十字救护车。他想，真做发生流血事件的准备了。但他毫无顾忌，为做好主祭工作，急于入场，可是，会场的入口处已层层叠叠地排满了学生团体，无法进去。他只好从出口处入内。见大雄宝殿门外的院子人山人海。会场已布置停当，庄严肃穆，正殿是于再烈士的灵位和半身像，上面挂着：“死重泰山”四个大字，右边横联是宋庆龄亲书的“为民前驱”。墙上挂满挽联，其中有：
“这是什么天下，教授、学生遭此屠杀，
竟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
“为争民主洒热血
誓教暴君见来日。”
又见人们潮水般地前来汇合，含着悲哀的眼泪，唱着沉痛的挽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祖国担优，
你们的血照亮了路，
我们会继续前进！”
马叙伦深为感慨，人民群众正气浩然，民主终会胜利。
大会开始，主祭人马叙伦沉痛地读了祭文：
“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敌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敌胜利之后。
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
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祭文泣天地，动肺腑。
接着，知名人士柳亚子、林汉达等，以及南京临时大学、上海临时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新新公司、杨树浦工人、小学教师、沪西纺织工人等代表，先后致词哀悼四烈士，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残杀师生，涂炭人民的罪行。马叙伦也应邀演说，字字铿锵“争民主，争民主，非争民主不可！”这时会场上下强烈共鸣，齐声高呼：“不民主毋宁死！”
马叙伦还献给烈士一首泣血之作：“二十世纪是民主之世纪，天下共击法西斯，中国犹存独裁制，民主民主声尽嘶。学校本为开民智，轩然大波兴滇池，于时北风正初起，师生慷慨夜陈词，机枪小炮骤然至，未知此举将吓谁？争取民主坚众志，罢课群呼抗严威。奴隶唯向主人媚，继犬吠尧何足奇，南屏街，福照街，武成路，暴行之开始，师生屹屹不为移，拘捕殴打凭汝试，异日镌汝暴行碑。”他怒问：“‘一二一’日昆明市，万家惊骇鸡犬疑，兵临大学谁所使？民主何罪匪夷思。”他又愤懑地控诉：“健儿不向沙场死，来与青衿苦撑持，手榴弹下死四子，轻伤重伤愈或危，一时万家同切齿，饮食其肉寝其皮。”接着，更加悲痛：“就中于师吾乡土（注2），少志卓荦可有为，国难货车离故里，辛苦万里竟西之，奋身力抱暴徒彼，遂为弹弹横其尸。”最后，他感情愈加深沉激昂：“志士一瞑偿其志，所勉后死无徒悲，四子已入光明史，遗血殷红在国旗，吾济登侪皆仰止，共蹑前踪誓为牺，四子遗声犹在耳，前进前进阿与谁。民主不见吾侪耻，不相努力自欺治。吾哀四子墨印泪，转作放歌而扬眉。四子英灵此焉寄，请挽四子歌此诗”（注3）
他又在为追悼会写的一篇短文中指出：“这四斗士实在不曾白死，他们死的代价……是他们流的血已经渗入了群众的血里，得到他们的血渗入了的人们，已经个个都预备做斗士了。”（注4）
会后，与会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不仅残杀镇压，而且不断增加学费，造成大批学生失学。抗战胜利初期，上海的小学学费由伪储备券（注5）五万元增至三十万元，中学由十五万元增至一百数十万元，为沦陷期间学费的七倍。致使许多家长四处奔走筹措，心急如焚。受失学威胁的广大学生，更是寝食不安，走投无路。在此危难之际，上海学生组织了助学运动，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争取学习机会。
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市九十八所大、中学校成立了助学联合会，聘请了社会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沈钧儒、黄炎培等为顾问，沙千里为法律顾问，组织了包括有著名教授和校长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助学联”成立后，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和警察局申请登记备案，并在二月一日的《大公报》上登载了启事。接着各政治顾问、法律顾问、会计顾问也分别在《大公报》发表启事，接受聘请。马叙伦、曹鸿翥、雷洁琼、王国秀、许广平、徐松石等登报声名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捐款事宜。其中指出，已在浙江兴业、聚兴城及新华三所银行开户，收到的所有捐款，将当日交行。助学联合会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破坏，又在《大公报》上公开登出启事，宣布在二月五日和六日两天举行全市性义卖助学章的活动，及助学章的价格。广泛宣传，造成声势。
国民党当局慑于群众的威力，在义卖助学章的前一天，以教育贷金委员会名义在《大公报》上匆匆发表启事，声言：“推销助学章事与本会完全无涉，请各界人士切勿轻信”云云，企图阻止助学捐款运动。
顾问马叙伦对此启事，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作了淋漓尽致的批驳。他说：“国家金融无善策，物价日增月涨，学费也随而激增，政府不能制抑，以至学生自谋救济，我辈已非常内疚。教育贷金委员会在报上启事，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二月五日，正当全市人民过春节之际，两万多学生怀着对失学同学的友爱和关怀，顶着寒风，一清早就走上了街头。大街小巷很快贴满了助学宣传画，“救济失学”四个大红字下面写着：“学费二三万，失学近万名。为了新中国，大家努力捐。”
人们怀着对学生的同情，争相购买助学章，把它佩戴在胸前，二十五万枚普通章三小时内全部售完，五万枚荣誉章和四万余张“好口彩”也在两天内全部售完。
经过几天的努力，助学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超过了原预定的五千万元目标，达到八千三百八十九万元，解决了近万名学生学费困难。马叙伦由衷地喜悦。
三月十六日，助学联于天蟾舞台召开了助学庆功联欢会。五千多人齐集一堂，庆祝助学成功。顾问马叙伦、许广平、沈钧儒、林汉达都出席了会议。他们在讲话中指出：“助学运动是团结的胜利，一个人的力量犹如一滴水，随时都有消灭的可能，若要不消灭，只有把它滴在大海里……”
接着评选出圣约翰、启秀女中等校为助学英雄单位。由顾问马叙伦发奖。这时，全场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台上台下歌声汇合，嘹亮雄壮，显示了上海学生团结战斗的力量。
助学运动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当国民党政府剥削日益加深、教师生活发生危机时，助学运动在马叙伦等指导下，又和尊师运动密切结合。学生团体联合会发动了“敬师运动”，以解决各校教员、教授的生活困难。后来还举行了爱国助学、国货总推销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叙伦始终支持学生的爱国助学运动，在运动的方向、形式、宣传、组织等方面都给予了指导。
一九四七年元旦，上海又爆发了全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示威。
起因是一周前北京发生了美军绑架奸污北京大学学生沈崇事件，最初国民党当局企图封锁消息，未成后，又大肆对被害人造谣诬蔑，并竭力为美军开脱罪责。北平行辕负责人发表谈话说：“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北大校长胡适也出面帮腔说。“此事纯系一法律问题，惟余以为对美军抗议以罢课游行为手段，似属不智。”
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谰言，激起了全国教师、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
马叙伦当即在《文革》上，公开撰文声讨和驳斥，指出：“中国号称‘四强之一’或‘五强之一’的？强国里居然会有外国军队驻扎着，那真是世界的怪事”；“既然有这样的怪事，就不怪美军在各地随便杀人了，因为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生命权是操在他们的主人手里的，那么，被他们的主人杀了，也是合理的。所以在中国的美军，由打人、踢人乃至于杀人，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权利。他进一步指出：美军为什么要到中国来？美国官方人员已说明，是为要把中国做他打苏联的基地，做他们的炮架子，国民党政府就居然独断独行地同意了。因此，直接奸淫、杀戮中国人民的是美军，间接的是国民党政府。接着，他满怀老教育家的深厚感情说：“我是曾经在北大先后做过二十多年教授的，我自然不但对沈崇小姐的受辱表示十分的同情，我还对北大应负的责任表示十分遗憾。假使北大校长还是蔡先生，我想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决不会说这是法律事件的风凉话。他一定会请政府赶快叫美军退出中国。”因为“这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是战胜国对统治国、对战败国或殖民地的行为。在美国政府看来，不过是他们的军纪不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决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进而提出：“我们要想子孙、兄弟、妹妹、妻女不被美军杀戮奸淫，应该全国起来反对美军驻华，要求美国撤退他驻华的美军。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是我们政府请来的，我们还得向我们政府交涉，要他负美军杀戮奸淫我们的于孙、兄弟、妹妹、妻女的责任。”（注6）
马叙伦的战斗檄文，义正词严，层层深入，犹如锋利的匕首刺向腐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
沈崇原是上海某女子中学学生，因此上海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启秀女中、中国女中等二十七所大、中学校一万余名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举行了抗议大示威，高呼口号：“中国不是美国殖民地，我们不能忍受美军的凌辱！”“卖国政策不除，暴行不止！”唱着：“美国兵滚蛋！美国兵滚蛋！我们是中国人民，我们要生存，维护祖国尊严，永作自由人。”口号声、歌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整个上海。
国民党政府目睹青年学生日益觉醒，十分恐惧。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加紧政治迫害；另方面更加强了封建法西斯的“党化教育”，毒害青年，引诱青年做蒋介石的精神俘虏和统治工具；规定以所谓三民主义去感化“误入歧途之青年”，剥夺青年接受进步思想，坚持真理，拥护共产党政策，信仰共产主义的自由。御用教育学者也到处鼓吹：教育就是一种控制，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教育应成为“排除一切纷歧错杂思想”的有效手段等，宣传他们党化教育的合理性，掩盖法西斯封建教育的实质。
因此，揭露法西斯教育，把青年从封建法西斯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接受真理，踏上光明的道路，是进步的教育家的神圣职责，是当务之急。
马叙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青年有深厚的感情，倍加爱护。他认为必须从教育的根本理论上武装青年，抵制“党化教育”的毒害。他多次应邀赴各校演说，和在许多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和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理论与主张。
他说：“教育本来是政洽的一环。”（注7）接着从追溯中国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满清”利用英将戈登消灭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才晓得要效法西洋，创设了同文馆，算是中国新教育的开始。以后正式开办学校，采取的是德、日体系和方式，而本质上也确定了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教育。满清厘订教育宗旨，明白规定了“忠君爱国”，这个“国”字，等于现在南京政府常说的“党国”的“国”，也就是满洲皇帝的“国”，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国。所以，“当时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给他们服役的奴隶”。中华民国产生了，满清规定的宗旨虽然不适用了，然而本质上并无显著的改变。
至于一九二七年以后，实行党化教育，却又不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而是服从独裁的教育，本质仍是奴隶教育。因此，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教育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工具。
对未来新中国的教育，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必然地须在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彻底铲除奴隶教育，建立一个为自己生存，为大众服务的教育宗旨。”
他进而从中国教育本来的含义和后来的变化，论述了教育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教育就是学习生活”。（注8）教学本是一个字，而学效又是一个字，古书里育养两个字又常互相通用。中国上古时代的教育的科目还可从记录上看到的是射；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汉朝有学堂的名称，在古代是叫做库，堂和庠都是广的转注字。广呢，就是现在的厂，厂是只有上盖没有旁蔽的，这是古代教射的地方。据考证，石器时代巳有石做的箭头，是用箭做打取鸟兽来养活生命的工具（那时的箭还无箭杆，也不用弓发出去），因为这个工具可以远远地打取鸟兽，所以须特别地练习，这样，就是学校的开始。所以，教育是拿教做手段，达到育的目的；教育完全和生活紧紧地联系，不能分开。
后来教育有了理论。使用于生活的工具，也有了个别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跟着起了变化，有了奴隶社会，贵族和奴隶成了距离很远的阶级，直接生产的责任就在奴隶身上了，因此道和艺也分开了（道就是道理，艺就是手段），奴隶只要懂得艺，贵族虽然不完全放弃了艺，但是他们已变成了“坐而论道”的阶级，艺是他们的“余事”，象田猎不过供给他们消遣、快乐而已。这样，教育也渐渐脱离了生活。因此，有“不辨粟麦”的“士大夫”了。
“士大夫”等贵族操纵政治和教育，他们只是想怎样侵略和征服别的部落民族，增加奴隶来生产，他们得安稳地享乐。因此教育就成了他们镇压奴隶、强迫给他们生产的工具。而奴隶只有传统的生产技术，不需要给他们什么教育了。中国经过很长的封建社会，封建阶级为了奴役农民，剥夺了广大农民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一个“地大物博”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才会被帝国主义群来抢做殖民地。
他又憧憬着未来新中国的教育，认为应该拿回复原来的意义做唯一的方针，把教育还于广大人民，贯彻“教育就是学习生活”。
针对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以及蒋介石的独裁法西斯思想束缚的状况，他又论述了未来新中国教育在解放思想、传播真理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同胞在数千年封建制度底下，被压迫而养成的服从习惯，是人民民主政治的障碍。举例说，去年在上海遇一八十多岁的老翁，这位老翁慨然地说：“要真命天子出来才会太平。”未来新中国是急需把这习惯矫正的，除了仍在政治的本身上引导他们外，教育仍是最大最重要最好的工具。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方面的，而被教育的成员，在目前也有三方面：受过过去的教育的；现在正受教育的；未来要受教育的。第一方面，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从老到少，他们几乎有了定型的认识（最显著的，例如一部分真正的中间分子—一所谓自由主义者）是该再教育他们的，使他们真心了解中国在大环境底下需要的是什么？才可以解决国家民族的根本问题，这就是给他们一个解放思想的帮助。有人会疑惑到这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另一种的统制思想；我认为“思想本是时代的产物”，发明了航海的工具，方才会想到需要指南针了。春秋战国时候，封建制度有崩溃的趋势，诸子百家才各有对时代针治的方子。思想的固执，不是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意识所控制，便是他们对环境的了解不够，“思想本身，只有真理非真理的区别”。如果某一思想的本身是真理，是对少数人不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益的，在政治上说，当然有使人了解和接受的必要，不能以为是统治思想。
对教育制度，他也有一系列主张。指出：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先是采取德、日的，后来参酌美国的，而德、日的体系、方式是呆板的，到现在其基础除了解放区外，还是一丝没有动摇。
他预想，未来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一、应该根据新定的教育宗旨和方针而设计，“必须从人民实际生活的各部分需要而设计，绝对排除呆板的方式，而取活泼的运用。”（注9）如固定的讲堂制、升级制、考试制度等，都应重新严格地审定，而后分别采用。“尤重要一点，是不该使学生在学校读死书；否则教育便会和生活脱离。”（注10）
针对当时高等学校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学科重复，重要学科不足的弊病，他提出了高等学校应以地域和交通便利为原则，合理布局；使边远地区的青年，也能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校体制应分为研究院和大学两级；国立大学实行多科联立；补足必设之重要学科；避免各校学科之过多重复。
对教师的培养和提升制度，他主张：聘请欧美著名大学教授；在休假中举行特别讲座，如能聘任为常任教授更好；与欧美著名大学交换教授；派遣休假的教授，赴欧美著名的最高学术机关进行学术研究；严定教授资格，除巳得外国著名学校博士学位者外，以必须提出专门著述为原则。初任必为副教授，非经若干年重行提出著述者不得升教授。国立、省立、私立大学教授轮流交换，以一年或二年为限。他预料，这些做法，如能实行十年，高等教育质量必然普遍提高，中、小学水平也从而上升。
对高等学校和学术机关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学术本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又转而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社会才有迅速的进步。国家应该有计划地提倡学术研究，并提高其程度。凡实际生活上有重大问题，高等学校与研究机关有自动提出研究之义务。
他还很重视大学校长和教师的人选，提出：研究院，大学或学院的院、校长“皆当以学术界年德誉望足孚者任之”（注11）；而每三年一轮流调任，以造成教育部门纯洁之风。对教师，曾提出采用聘任制，以实现教育独立，维护教师尊严。后来，他又设想：在未来人民民主政治底下，担任教育工作的人员，巳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律是公务员身分，因此封建色彩的尊师方式自然废除。
关于教育经费，他认为：在人民民主政治底下，受教育是人民次于人身自由的权利，教育费用全部应该由国家负担，这是免除文盲的根本办法。而为改造受过过去教育的民众的思想，应该在社会教育方面特别注意，从需要出发，用多种方式去求达这个目的，其费用也以国家负担为原则。大学教育的费用，也应该全部由国家来负担，私立大学应该结束，“中学以下性质的私立学校，在最近的将来可以任其存在；但随时可以由国家收回。就是容许暂时存在的，也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国家应有严格的管制。”
他指出，过去，把职业教育分离于普通教育，就因为教育制度的呆板关系，以后不该再有这种现象。主张农工等科，设立高等职业学校，归入中等教育的高中阶段。
他还认为：“风俗和教育实有密切关系，”（注12）因此，以后似宜除有关风俗的法律上事件，仍归内政机关掌管外，移风易俗的问题，应由教育机关管理，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他特别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他说：“学生是有历史使命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句话，是每个学生都该接受的。”但学生能否接受这个“大任”，必须看自己有什么预备？他须预备的是什么？是知识。“知识不够，见解就不会广大，见解不广大，真理是不会被他认识的，不认识真理的人，他的行动不会正确的。”（注13）所以学生必须学习知识。
对知识，马叙伦认为应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书本，书本的知识，是历史告诉我们生活的经验，一方面是社会，社会的知识，是生活告诉我们实际的真理。”（注14）
他说：“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就是说向社会学习好了，因为它是会告诉你什么是生活，怎样去生活。”但“孔子却要他读书，这是因为历史的生活经验，也不可忽略的，两方面合起来才能造成一份完全的知识。”
如何读书？马叙伦主张：“读书不是死在书本里。”（注15）又说，前清的秀才举人百分之九十九是读死书而死在书里面的，才把一个中国搞成这样。如果现在我们教学生还是读死书而死在书里面，这是拿学生当做囚犯，犯人被囚着十年二十年，出来了也是另时代的人了。他强凋：“人是造时代的，也是适应时代的，人不能造时代，世界还有进步？人不能适应时代也必须被淘汰了。”（注16）所以书固然不可不读，却不能读死书，尤其不该死在书本里。读书不至于读死书，而死在书里面，那就得从社会方面去学习，把双方配合起来了，这样，能保险，“人活了，书也活了，社会也活了，那么，时代就暗暗地不息地前进了。”（注17）
他还告诉青年，救国也是社会某一个时候需要的工作，社会碰到这个时候，从社会学习的人，就不必迟疑地该去做这工作。他说：“今日我们中国的学生，就碰到社会有这个需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今日中国学生的特殊使命。”
对中国青年应做怎样的人和怎样做人，马叙伦热心地给予了指导，他指出年青时要把做人的根基打坚实，“要为做人而做人，要为自己而做人”，（注18）也就是要了解人是物质构造的一种生命，又要知道应怎样完成这个生命。他说：“我们该绝对了解我和社会、世界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生命是世界整个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生命，必须同时完成世界的生命。”（注19）又说：“不过这个我，不要太看成几十年乃至百年的一个阶段的东西。实际上他不过是完成整个生命的奋斗过程里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奋斗是延续的，我不过是实践了我所晓得的真理。”他还引用了宋朝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一文中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这四旬述有给现代青年指示一个做人方针的价值。第一句即在物质的宇宙里找出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世界整个的生命；第二句，即要为人类创立一个好的环境；第三句，是要毫无私意；第四句，就是万世太平。第二句是四句中的骨干，世界问题的本身就是这一点。第四句是“为生民立命”的目的。
他认为，真正能达到万世太平的是纯正的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注20）的实现，这是马克思的理想世界。“我们虽然很想立刻创造出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但已有事实指示我们，还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所以苏联现在才向社会主义迈进，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还要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中国也如此。”
他告诫青年说，只靠书本上的指示是不够的，例如，现世纪最新的思想主潮是马列主义的学说，它的确不但是蜉蝣撼不动的大树，而且是世界前途的灯塔，因为他发明了人类生活的真理；那么，读过了马列主义的著作，相信他们的人们，应该都“以身殉道了”。但是我的两个朋友——李大钊和陈独秀，前者“成仁”，后者尴尬而死。原因是后者“信道不笃”，知道了理论不能实践，等于没有知道，其实真正知道了，自然会实践的。不过知道了而没有修养，知道的也只是书本上的。只有经过修养，不但储蓄在脑里，而且要充实到全身，才算得到真知。共产党和国民党成败相差悬殊，就因为共产党党员实实在在地到民众里面去，和民众同甘共苦，实际上帮助了民众，取得了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党员也修养成功了为人民而革命的党员，所以才有迅速的发展和成功。最后他结论说：“修养的收获。就会蒸发出你的勇气，这样，才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一致，而‘无懈可击’了，这就真正做一个人了。”
他的这些主张，对当时推进广大师生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反美蒋的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借鉴。
注1 葛志成：《深切怀念马老》。
注2 于再：浙江杭县人。
注3、4 马叙伦：《因于再先生的追悼会而回忆》，《周报》，第21、22期合刊。
注5 1945年11月以前，伪储备券仍通用。
注6 《美军在华暴行的责任》，《文革》，1947年1月9日第14期。
注7、8、9、10 马叙伦：《杂谈教育》。
注11 马叙伦。《高等教育如何改进》。
注12 马叙伦：《杂谈教育》。
注13、14、15、16 马叙伦：《唱两句老调子》，《讲座》（油印报），1947年7月1日。
注17 马叙伦：《唱两句老调子》。
注18、19 马叙伦：《我拿什么来供献给中国现代的青年？》。
注20 “纯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叙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