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教育部成立。为改造旧教育，建立崭新的人民教育，党和人民选择了卓有成就和威望的老教育家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他把这个新任务，看作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与重托，感到十分高兴和光荣。他深情地表示：“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我们才有可能将人民教育问题提到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才有可能来考虑、讨论和处理全国性人民教育问题。……胜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此时，他百感交集，在旧中国，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无论是教书或教育行政工作，虽然心心在教育同人和青年人身上，辛勤工作，并为革新教育，救国图强，提出和力图实践一系列教育主张。但在反动统治下，障碍重重，有些理想只能成为泡影，甚至屡遭迫害。现在这位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老教育家，精神焕发，更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开始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征程。
他衷心拥护《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在他的红星楼办公桌案头，放着《共同纲领》。并亲手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把关于教育方面的条文抄写下来，字迹深洒俊逸，刚健劲拔。其中有，“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践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广泛需要。”他认为这些条款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国民道德的标准、教育方法以及改革旧教育的步骤和重点等，是创建新中国教育的根本指导方针。因此；放在身边，经常学习，成为了座右铭。
他曾对教育部办公室副主任葛志成意味深长地说。“《共同纲领》是开国大法，我们举了手的，我们有责任认真贯彻执行，对有关文教工作的章节，特别要逐条学习。”又深有感触地说：“你看，新华门内不就竖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吗！在旧中国，工农及其子弟向来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今天教育要向工农开门，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大多数，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就要提高工农兵的文化水平。”（注1）
他在主管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中，同党内负责同志团结合作，每遇重要问题，都与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商量。钱俊瑞也经常把党组讨论研究的有关教育工作的大政方针，告知马叙伦征求意见，他们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一次党组考虑要增加一名副部长，提议由曾昭伦担任。当葛志成代为征求意见时，马叙伦高兴地回答说；“曾昭伦同志是有名的教授，请他担任副部长，可以加强教育部的领导力量，我完全同意。党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马叙伦和其他几位副部长也合作得很好。他作风朴实，平易可亲，严于律己，待人诚恳。对干部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受到大家的敬重，把他作为良师益友。
教育部成立之初，教育战线头绪纷繁，百端待理，面临旧教育如何改造，新中国的教育朝着什么方向，如何起步等问题。马叙伦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兢兢业业，组织干部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大政方针的布署；有计划地先后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初等、中等、高等、师范、民族、工农、社会、职业以及业余教育等会议；研究和讨论了总的，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分门别类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指示、规程、决定、条例、方案、办法等法规性文件。这些重要会议，大多由马叙伦亲致开幕词、闭幕词。这些文件的起草、修改和签发等他也极端热忱，精益求精。他还针对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亲自主持讨论和决策。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和工作，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群策群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目的，也使人民教育事业从它起步开始就方向明确，有章可循，从而保证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部成立不到两个月，在马叙伦等领导和积极筹备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的教育部、厅、局长，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干部二百余人。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特立等都到会讲了话。
马叙伦致了开幕词，根据《共同纲领》，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总任务。他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接着他指出：“这种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对改革的任务，他提出：“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是摆在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他还特别强调工农受教育的重要性，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促其实现。”
明确总任务后，他在分析实现任务的有利条件时，强调说：在旧中国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由于进步的科学的思想的指导，也积累了一定的有利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良好经验，是完成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设的许多有利条件之一。
然后，他提出了教育的具体工作方针，为：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对旧教育，采取的是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原则上不能妥协，但也要反对否定一切，不批判吸收历史遗产中优良部分的态度，或对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排斥而违反争取改造和团结的方针。主张凡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采取急躁的措施，立即的和全盘的解决。但同时又应当即刻开始准备工作，以便及早的即使是初步的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他坚定地指出：“我们新教育的前程是无限光辉与远大的。”
会议对马叙伦的开幕词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以及教育部一九五０年上半年工作计划，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全国教育工作的任务，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会上还草拟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讨论了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和改进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并决定集中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和教师编审中、小学教科书等事项。
会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了传达和贯彻。
随着会议精神和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贯彻落实，逐步改造了旧教育，同时创办了新型的综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等，选拔了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到学校深造；办了大量工人补习学校和开展了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还办了许多教师轮训班、在职教师学习班，大批培养教师，以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又以部分中学为基础发展了中等技术学校，以适应经济建设的急需，等等。新中国的人民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有效地发挥了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作用。
一九五０年夏，教育改造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时，马叙伦得到报告，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因受到教会方面的干涉，工作受阻。他立即派人，了解详情。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于一九二五年创办的。解放前在外国人控制下效忠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抗战期间，辅大教会的外国人即与日伪合作；抗战胜利后，又与美蒋集团勾结，压制校内进步言论，限制学生参加反美蒋的爱国活动。
北京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辅大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共同努力改造学校。这些，被天主教会方面视为不轨。他们先以减少学校的补助费相威胁。不久，教会驻校代表又提出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种种要求：由教会选任一个新的董事会；学校人事聘任，教会有否决权；圣言会所在地仍由教会保留，不准任何人侵扰；以及又要求解聘五位教授等，作为补助本年经费的条件，并限期答复，遭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反对。而教会方面竟以停拨学校一切经费相要挟。
马叙伦对这种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行为，十分愤慨，及时经教育部上报。我国政府为保证辅仁大学三千余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不受损失，按期支付了该校的经费。但是天主教会方面又两次发表“告同学同仁书”进行挑拨，鼓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工友请愿闹事，并声言要打五位教授。教会方面还企图组织新校董会，撤换陈垣校长，使辅大的工作陷于混乱和停顿。
九月二十五日，马叙伦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代表教育部邀教会方面驻辅仁大学代表芮哥尼谈话。马叙伦先申明我国政府的原则说：
“（一）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除非是他们的侨民自己设立而为教育他们的子女的学校，这是世界通例。
（二）外国人在旧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它已经办了多年，所以必须在它真实的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它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更绝对不允许新设这类性质的学校。
（三）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不许任何曲解与含混，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
（四）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可以设宗教的课程，但只准是选修，而且不允许任何强迫与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
（五）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最近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办法”是全国私立高等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
接着，他答复芮哥尼关于辅仁大学的问题，说。
“（一）你必须了解前五项原则。
（二）信教自由，同时不信教也是自由的，批评宗教也是自由的。因此不能把不信教与批评宗教就认为是违反共同纲领，也不能把不信教与批评宗教认为是反宗教的行动。
（三）在中国境内的学校，必须设革命的政治课，这是教育法令。革命的政治课是科学的，与宗教的看法有不同之处，但不能说政治课便是反宗教的针动，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政策。
（四）教会与辅仁大学的关系只是补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课，不能涉及学校行政及其他；否则便是违反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
（五）辅仁大学校董会可以成立而且应该成立，但必须遵照“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处理校务，能称其职，其职位不应有所变更。
（七）五位教授的聘任与否，是属于学校行政权限的，他们若是教得不好，学校有权解聘；他们若是教得好，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地位。他们若是教徒，若是不信教或批评宗教或有反宗教的言论与行动，那么教会可以执行教会的纪律，但不应该把教会的纪律扩大到学校的行政范围里去，而且也不应该干涉教授们应有的地位。
（八）辅仁大学是有几千师生员工的学校，你们从八月一日停发补助费，我们不能让这几千师生员工失业失学，所以答应了陈校长的请求，支付每月需要的经费。我要告诉你，你们这样举动对辅仁大学是不利的，对几千师生员工是有害的，是会使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受到损害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认为不能容忍的时候，即将收回自办。
（九）辅仁大学事件应该于本月内解决，解决的方针与办法，我已告诉你了。
你们倘若不愿意这样做，政府即决心采取最适当的办法，以保障辅仁大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九月三十日教育部收到芮哥尼的正式答复，称：教会最高首长回电，“补助费决定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教会坚持决定……。”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接办辅仁大学。
十月十二日，马叙伦招待记者，庄严声明：“此次辅仁大学问题，是单纯的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政府接收自办的是私立辅仁大学，丝毫不涉及宗教问题，对辅仁大学的宗教选课及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学生、员工等保证一切如常。”（注2）接办后，该校井然有条，人心安定。学校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
后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教育部还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马叙伦做了重要讲话，他重申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强调这是维护教育主权，夺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阵地问题。会议确定了处理的原则、办法、政策和措施。会议期间，接到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来电，过各校派代表赴香港与托事部代理人商谈汇寄津贴费事宜。企图以利诱的手段，阻挠我国收回教育主权。各校与会代表随即发表联合宣言，揭露美帝这一阴谋活动。
会后，各校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处理结果有十一所学校改为公办，九所学校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马叙伦自二十年代即提出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终于实现了！他十分欣慰。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工作，是人民中国收回教育主权的重大措施，同时也是一场复杂的而且政策性很强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马叙伦坚决贯彻执诉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方针政策，对取得斗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马叙伦在苦难的旧中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深感工农群众及其子女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痛苦，今天，劳动人民做了国家主人，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急需文化科学知识。马叙伦决心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他从多方面广泛了解工厂与农村的文化状况，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研究老解放区的工农业余教育经验；摸索业余教育的各种形式；调查工人夜校，农民冬学的学习情况等。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于一九五０年九月，他主持教育部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中央，各大行政区、省、市教育部门和工会文教部负责人，各工业部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习模范，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特邀学者等四百七十余人参加大会。
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李济深亲临会场，接见代表。朱德、李济深，以及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都先后讲了话。
马叙伦热情洋溢地致了开幕词，（注3）他说：“把工农教育问题列为国家教育工作主要的议事日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大事”，他指出，工农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有效地帮助工人农民在文化上翻身，使他们掌握起文化科学的武器，使他们的智慧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接着无限感慨地说：“英勇勤劳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但在旧中国，他们却被剥夺了享有文明和教育的权利。这现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前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正在从过去为少数人独占转变为给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来。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国家对工人、农民的教育将继续日益扩大其范围，并为他们开辟无限光辉的前途。”接着他具体地论述了工农教育的对象、基本任务和步骤，指出：“工农教育，主要的是指在生产战线上的广大青年和成年男女工人和农民的教育问题以及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问题”；“基本任务就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步骤是首先着重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其次是选择有条件的工人区，以及土地改革后有条件的农村，在有组织的工人农民中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积累经验，作全面扫除文盲的准备。他还论述了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实施方案等。
马叙伦主持的这次会议，成为我国工农教育的新起点。
会后，各地代表根据大会精神，按当地情况分别拟定了实施计划和步骤，工农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千千万万工农及其于部提高了文化或技术水平，在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马叙伦看到全国教育会议和工农教育会议的精神，犹如革命的种子，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田里发芽、开花、结果；教育事业取得了不少带有方向性的成果，展现出无限灿烂的前程。他颇受鼓舞，力量倍增。不知疲倦地在昼夜繁忙，制订、修改和补充一九五一年全国教育工作计划，又在筹划和准备着继续召开各级各类学校的会议，将总方针、总任务具体化和付诸实施。
三月间，在北京召开了中等教育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普通中学的性质、任务、课程、教材和领导关系、公私关系，以及学生健康问题。
六月间，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讨论了中等技术教育的方针、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
八月末至九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讨论了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改善小学教师的待遇，推行初等教育新学制的实施步骤等。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收到展览品约一万件左右。马叙伦亲到展览会参观，他不时地停步，详细询问。极有兴趣地了解了西安师范附小张俊德制作的三球仪的使用情况和制作过程。对制作者经过四、五年的苦心钻研，六次改进终获成功的精神，极为赞扬。当了解到这些展品大多数都是教师和学生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制造的，解决了形象化、实物教学的部分困难时，他很感动，认为这支具有强烈事业心的教师队伍和新一代青少年是发展人民教育的希望所在。他还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江苏溧阳清水塘小学女教师史瑞芬的办学经验，当即和同去的其他领导同志议论着推广事宜。
在这三次会议上，马叙伦都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和实施办法。
一、论述了中等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中等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迫切需要……大量的中等技术人才、小学教师和一般中等干部，这是必须依靠中等教育培养和供给的……；另一方面，国家建设事业需要许多高级建设人才，这又需要中等教育来为这批高级建设人材培养后备军。”（注4）
二、对普通中学，他阐述了教育的宗旨、目标和任务。指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必须符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青年一代在德育、智育、体育、美学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注5）教育的任务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给青少年以普通教育，使他们全面发展，具备应有的各项基础知识，打下将来升学或参加各项建设工作的良好基础”。（注6）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就是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仇恨我们的敌人。”（注7）
三、对中等技术教育，他阐述了方针、任务、学制和领导关系。提出：中等技术教育要从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大批具有一般文化、科学基本知识，掌握现代技术，体格健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初、中级技术人才。其学制，大体上分初级与中级两种。领导关系，以改归业务部门领导为原则。
四、论述了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及任务。他指出：“初等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均有赖于这个基础。”（注8）为适应广大群众对文化的迫切要求，“逐步推行普及教育，更好地教育祖国新生的一代，已成为我们的极重要任务。”而师范教育，“对于各级师资的培养与提高，又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决定关键。是整个教育建设中的中心环节。”师资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干部培养计划亦将无法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就很难到来，甚至会影响经济建设”。（注9）
对各类师范教育的任务，他提出：“中等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和幼儿园的师资和部分的工农业余学校师资。高等师范学校是培养普通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师范学校的师资以及其他中等专业学校普通课的师资。”他特别强调：“我们所培养的新师资，必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熟习业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民教师。”（注10）
五、提出各种中等学校的建设方针。对中等技术学校，采取整顿和积极发展的方针。他说：“这是因为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环节，目前经济建设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人才，不仅需要高级技术人才，更迫切地需要大量的中等技术人才。”（注11）但按照学生来源、师资、设备及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目前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展中等技术学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大量兴办多种多样的短期训练班，以应当前迫切需要。
对师范学校，他提出：采取整顿、巩固并适当发展的方针，说：“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上升，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学习文化的要求将更加迫切，小学和工农教育将有更大的发展，现有师范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是绝满足不了这个要求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前景，早做准备。”（注12）
对普通中学，他提出：应以整顿、巩固和提高为主，打好基础，准备发展。
六、提出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他说：“搞好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一环”，“要办好学校，做好教学工作，必须正确执行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校长应对人民政府、对全体学生负完全的责任。”（注13）
七、提倡课堂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同时还要辅以课外和校外活动。他说：“中学生都是青少年，各科教学主要靠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明白，使学生懂得透彻，循序渐进，在预定时间内将课程教完教好。”
另外，学生社团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必须有的锻炼，应积极加以辅导，并使与课堂教学密切配合进行。”（注14）
八、对教材改革，他提出“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则。（注15）
九、改善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他很关心小学教师的生活和政治待遇，认为：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其待遇和全国其他职工的待遇一样，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未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不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政府财政力量与群众负担可能的条件下，必须努力设法适当地改善小学教师的待遇，使他们能安心工作，以利于初等教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并提出实行奖励模范教师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尊敬人民教师。他要求教育工作者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继续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办好人民教育。
马叙伦还主持一系列会议制订和通过了各类学校暂行规程（草案），明确规定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要求。
这些规定，对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培养目标，起了重要作用，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马叙伦为全面贯彻培养目标，辛勤地工作着。他亲自到北京的一些中学和小学参加师生座谈会，深入实际，了解落实培养目标的情况、问题，和教师亲切交换意见，听取体会和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总是和教师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和探寻解决办法。教师们深受这位前辈老教育家的鼓舞和教益。他还参观了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小组，观看学生制作各种教具、矿石收音机、飞机模型、遥控小舰艇……，学生们心灵手巧，各显神通。马叙伦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今天看到新一代在幸福地成长，内心充满喜悦。孩子们还请他参加队日活动，给他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他坐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中间，和蔼地谈笑，孩子们遐想着，询问着，神奇地追求着……。马叙伦感到这一切似乎把自己带到了遥远的未来，他连连赞美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孩子们和他的合影，他一直珍存着。
在贯彻全面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马叙伦了解到由于建国不久，经济刚在恢复，人民生活还十分困难，加以学生的课外活动过多，学习负担过重，学生的健康受到了影响。当得到学生健康水准一般下降的统计情况后，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会议休息时，他及时报告于毛主席。毛主席旋即手示“健康第一，”又说：“营养不足宜斟酌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注16）六月十九日，马叙伦又得到毛主席函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后来，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又来一函：“此问题深值注意。”“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马叙伦得到毛主席手示后，即领导教育部积极贯彻，立即组织干部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一面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教育经费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一面拟定和采取了以下办法：一、凋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规定了学生每日上课、自习（包括实验）时间，高等学校及高中不得超过九小时，初中不得超过八小时，高小不得超过六小时。学生睡眠时间。高等学校八小时，中等学校九小时，小学十小时。夏季增加午睡。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二、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注重体育、娱乐活动。五、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还将这一问题提到了政务院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上。该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学校一致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
马叙伦也很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他极赞成《共同纲领》中关于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定，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人口，估计将近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各民族又各有特长，在整个新中国的建设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的教育建设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重要部分，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前途，有着重大的关系。”（注17）他领导教育部，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仅隔十天，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
从鸭绿江边到康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天山南北，来自汉、满、蒙、回、藏、维吾尔、哈萨克、彝、摩佬、阿西、民家、朝鲜、高山等五十余民族的一百二十六名代表，齐集北京，盛会空前。
马叙伦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对民族教育的意义、地位、方针、任务、内容以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少数民族的教育应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采取适合于各该民族发展的形式的人民教育”。（注18）现阶段的方针应是“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分别决定，在各民族文教事业现有的基础上，配合着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逐步地发展、改造和提高。”
关于教育内容，他说：“首先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各民族儿童、青年、成人的祖国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
他还指出：“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心环节。是现阶段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注19）
他特别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师资缺乏情形甚为严重”，“师资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是教育工作能否发展和提高的决定条件，……必须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来解决。”
他极为关心少数民族学生的待遇，指出：“少数民族的同胞多数比较贫苦”，必须使学生“从物质上得到实际的帮助，才有更多的入学可能，才能迅速而大量的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和师资，并逐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注20）
会上他还建议各级政府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说：“这是加强民族教育工作领导的关键问题。”
会后，马叙伦将此次会议的情况、问题，向政务院做了全面报告，并得到批准。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从此，我国民族教育有了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沿着广阔的道路前进。
新中国教育事业朝气蓬勃地发展，冲击着沿袭的旧制度、旧学制。在政务院领导下，马叙伦主持和参加了新学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贡献出丰富的经验和力量。他鉴于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及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小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并分为初、高两级，不适于建国初期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的要求；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地位和制度，不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急迫要求等，精心探讨了解决办法。他根据当时国家建设实际需要，研究、吸收了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提出了改革意见。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最后制定了《新学制》。改正了原有学制的缺点，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关系，均做出了规定。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政务院发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当天，马叙伦就此发表了谈话。他说：“这个新学制的实行，将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使国家教育事业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密切配合，从而将促进我国文化的高涨，并加速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注21）并指出：新学制的推行，要根据各地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重点地进行。重点是工农干部教育、技术教育和小学教育。实施步骤是：从城市向乡村，从平原向山地，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
建国初期及其后数年，我国实行了新学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至一九五二年九月，新中国教育已走过了三年短暂而光辉的历程。马叙伦于国庆节前夕，怀着无限的喜悦，撰文总结了《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他说：“三年来，我们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状况，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教育事业，已经是完全属于人民，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了。这样就促进了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变化。”接着他列举了经过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发展和成就：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二，小学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职工业余学校人数达三百零二万人，农民业余学校人数达二千四百余万人，农村冬学入学人数达五千万人。然后，他兴奋地指出：“成千上万的，一向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劳动妇女，今天已能看报、读书，广泛地参加了社会活动。几万高级建设人才，几十万中级建设人才，已经从学校里毕了业，按照国家需要和个人的才能，在人民政府统一分配下，自觉地走上了祖国建设的岗位。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丰富的创造力得到了自由的发展，英雄模范到处涌现。”他满怀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宣布：“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势力，亲手制造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愚昧，他们回过头来又嘲笑中国人民文化落后，那种时代，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重要条件。
注1 葛志成：《深切怀念马老》。
注2 马叙伦：《为控办辅仁大学招待记者的书面谈话》。
注3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
注4、5、6、7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
注8、9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
注10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闭幕词》。
注11、12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四幕词》。
注13、14、15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闭幕词》。
注16 马叙伦亲笔手迹。
注17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
注18、19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词》。
注20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的闭幕词》。
注21 马叙伦：《关于政务院公布改革学制的决定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