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迈进了黄金年代的又一年。一九五三年，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以巨人的步伐前进着。中央人民政府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于即将进入这一年的前夕，增设了高等教育部。马叙伦受任高教部部长，集中领导占有突出地位的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工作。
一月中旬至月末，他以文委副主任和高教部长的身分参加了中央文委召开的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会上讨论和制订了一九五三年文教工作计划，确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总方针，还特别指出：教育是文教工作的重点，而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在总结几年来的工作时，会议一致认为文教工作“获得显著成绩”。马叙伦深受鼓舞，更决心老骥伏枥，贡献余年。
他一面参加文委主任会议，一面辛勤地筹划着贯彻文教会议精神。他回顾了主持教育部工作期间改革高等教育的情况。
早在一九五O年六月，他主持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毛主席、周总理亲临会议，接见代表。周总理还就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践一致、团结与改革等问题作了指示。马叙伦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次会议上，他致了开幕词（注1）和闭幕词，（注2）明确了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而首先为经济建设服务，“学校的目的，应该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注3）
对旧的高等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改造高等学校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对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这一“任务是要把半殖民地性质的，深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害的旧教育，彻底转变为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适合国家建设需要的新教育。这是一个教育本质的转变。”（注4）“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命，是重大事件。”（注5）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采取校（院）长负责制，在校（院）长领导下设校（院）务委员会。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均由校（院）长聘任。
实施课程改革，改变教育脱离实际，使教学内容逐渐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实施课程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师资的质量和培养新师资，因此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高等学校内的科学研究工作，以此作为培养高等学校师资的主要场所。实行课程改革的另一重要条件是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编写出为新中国高等学校所适用的教材。
高教会议后，他和教育部领导各校进行了一项带有全局性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工作所遵循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注6）此项工作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拟定华北、华东、中南三地区的工学院调整方案开始，后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在全国全面推广。至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和开始有计划地设置专业科系的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华东三区院系调整工作较为彻底。经院系调整后，加强和发展了高等工业学校，新设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私立高等学校已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打下了发展专门学院、巩固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
他还领导教育部，在改革教育内容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本着有计划有步骤和谨慎进行改革的方针，领导各校从教育内容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力求适合国家建设需要。根据精简的原则，有重点的设置和加强了必需的和重要的课程与内容。加强教学和实践结合，将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开展了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增设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课，取消了反动的课程。并草拟了文法学院九个系、理工学院十一个系、农学院四个系以及专修科五十四种课程的改革方案。还进行了改编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改变教学组织等工作。
为改革全国师范教育，他主持教育部，以北京师范产学为试点进行了行政领导、院系调整、课程、教材、教法等的全面改革，取得经验，促进全面工作。
教育改革使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校开始改变着教育脱离实际的现象，教学内容逐渐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许多工农及其干部进人大学学习；教师也由于参加思想改造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面貌焕然一新，给“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注7）马叙伦为“心心所在”的教育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十分喜悦，也为自己在这千万人创造的伟大事业中贡献了一分光和热，而感到幸福。
回顾给马叙伦增加了无限信心和力量。但他想这只是良好的开端，还需戮力同心，继往开来。回到高教部后，他不辞辛苦，立即着手讨论和制订一九五三年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教育建设计划要点。他与几位副部长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遵循文教会议精神，在高等教育原有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一九五三年高等教育以继续进行院系调整、大量培养师资、稳步贯彻教学改革为工作重点，而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任务。”（注8）还针对当时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又确定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应以培养高等和中等的工矿交通技术人才为首要重点。”
经过紧张的工作，临近二月中旬，教育工作方针、任务，以及教育建设计划要点，都大致确定下来。二月十日，马叙伦通过高教部邀请华北区各高等学校负责人来部座谈。他传达了一九五三年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和计划要点，征询意见。座谈中，他还针对前一段工作中存在着盲目发展，只追求数量不讲求质量，以及平均使用力量等问题，着重指出：“发展是有重点的，百废俱举，必致一事无成。”要“分别缓急，保证质量。”他还多次强调要按计划办事，说：“从无计划到有计划，到按照计划办事，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在领导思想上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少花钱，多办事，“尤须爱惜人力物力，发掘潜在力量，有效地发挥工作效能。”这次座谈会，使各基层负责人深刻领会了方针、任务和部署，又集思广益，使计划更完善和切合实际，利于贯彻和全面推行。
马叙伦还和高教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从前一年十二月以来，深入地调查研究了全国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了解到成绩很大，但比较多的学校出现了忙乱现象，教师和学生负担过重。教师每周工作量六十至七十小时；理工科一年级学生每周六十学时左右。马叙伦发现这一情况，极端重视，他对部里同志说：“为培养具。有健全体格的建设干部……，必须认真贯彻有关增进师生健康的各种措施，要减轻学生课内外过重的负担。”他及时领导大家研究措施，设法克服。又召开了京津各地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听取了各校的汇报，共同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大家认为主要是缺乏教育改革经验，准备不足，计划性不够和具体组织工作薄弱造成的，再加以院系调整，改组学科，设置专业，采用新教学计划，改变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工作，连续地甚至齐头并进，致使出现忙乱现象。马叙伦针对这些情况，代表高教部，明确了四点：
一、教学改革必须有重点、有条件、有准备地进行，以一年级为重点，不宜无充分准备而全面展开；
二、采用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教材，应在不破坏科学系统整体性的原则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压缩、精简或补充；
三、根据学生程度加以分班，积极帮助程度差的学生，补习重点课程；
四、考虑减少或减缓一些课程，以减轻师生负担。
会后，又组织了三个小组分赴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地质学院进行实地调查，和帮助各校克服忙乱现象。天津大学由于教改较稳，忙乱现象不甚严重；清华、地质两校采取了加强教学工作的计划性，和改变一年级学生学习方法等措施，忙乱现象得到了初步克服。一九五三年一月高教部再度召开京、津二地高等学校负责人及教师、学生代表座谈会，交流了贯彻高教部措施，克服忙乱现象的经验和情况，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方向，深入领会了中央对教学改革的稳步前进方针。在这一工作中，高教部还把经验和情况及时通报了全国各校。
由于马叙伦和高教部的重视，措施得当，层层贯彻，重点深入，上下结合，使各校忙乱现象到三月上旬基本上得以纠正，教学效果也有了提高。这位呕心沥血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领导人十分欣慰。
三月十三日，他把教学改革情况和问题向政务院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克服忙乱现象只是“一时措施”，为切实作好教学改革工作，教师工作是一个重要环节。他说：“教师是贯彻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但高等学校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理工科师资特别缺乏，质量也适应不了需要，成为影响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提高的“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注9）接着，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是：领导广大教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教学积极性；加强教学研究，举办讲习班，召开教学讨论会，请苏联专家报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以及组织生产实习，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大力培养新师资，扩大增派留学生数目，多留研究生或助教，选择师资、设备较好的高等学校，聘请苏联专家或我国教学水平较高的教授通过研究室、短训班或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还建议中央有关部门，调剂有实际经验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到高等学校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或教师，加强学校领导骨干和弥补教师的严重不足。
在报告中，他还强调，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指出，这是做好教学改革的另一环节。要求校外任何系统，均应通过学校的适当领导机关来统一部署师生员工的各种活动，不得各成一套；学校各级负责人均要集中精力办好学校，搞好教学。这一报告，得到政务会议一致批准，成为国家法规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一系列工作，一大批教学骨干和新的师资力量迅速地成长；逐渐解决了某些课程不能开设的困难，为进一步调整院系，设置专业，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重要条件。
马叙伦认为，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是教学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因此，他很重视学生的生产实习，他说：“生产实习是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并使学用一致的重要方法之一。”（注10）但生产实习是教学中的新生事物，各校都缺乏经验。当马叙伦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的生产实习比较好，有了一定的成绩时，就热情地给予鼓励，总结经验。他具体地向各校介绍了两点：一是“这些学校的负责同志在思想上重视了生产实习工作。他们不仅设置了生产实习工作的专管机构，亲自动员报告，在实习前派专职干部和业务上有经验的教师前往实习场所了解情况，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而且在实习后，又亲自主持汇报讨论，总结经验。”（注11）二是“这些学校的生产实习也得到了实习所在机关、企业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工厂管理系电业班的学生在天津发电厂实习时，厂长亲自领导，解决了许多实习中的具体困难。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在东北机械局第五厂实习时，厂长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并指定了专人负责。学生到厂时，厂内各有关单位都拟定了配合学生实习的工作计划，给以具体的帮助，还引导学生参加厂内的各项社会活动，组织学生与劳动模范座谈，使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实际锻炼。”（注12）“还有的学校与所在的实习机关、企业订立了长期的生产实习合同，互助合作，密切了学校与企业的联系。为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及科学研究与技术改进相结合开阔了道路。”（注13）他努力推进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后，又在总结新的经验基础上，高教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工业学校拟定、修订和交流生产实习提纲的通知》和《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暂行规程》等，将经验法规化、具体化，利于贯彻执行。
五月，马叙伦按照政务会议的安排，报告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情况和计划。他说：“鉴于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人力物力的使用更为集中，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更为明确，拟于一九五三年继续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地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采取适当集中。”接着他说，调整工作的部署“以中南区为重点”，华北、东北、华东三区主要进行专业调整。西南、西北两区进行局部的院系或专业的调整。
此外，他还报告了改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等工作。这些都得到了会议的批准。周恩来总理赞扬说：“高等教育部在过去一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中是有成绩的。”马叙伦内心充满愉快。
初夏的北京，天气晴朗，鲜花盛开。马叙伦面带着微笑回到了家里，正值“六·一”前夕的星期天，他几个月来异常繁忙和劳累，今日偶得宽余，破例地要辆车，带着小女儿和刚从沈阳来的孙儿到北海一游。微风吹拂着岸边成行的绿柳，湖上荡着激微波光。他满怀艰苦创业中的最大幸福和愉快，和儿孙们一起泛舟登塔，游兴极浓，他们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儿孙们还记忆这次难忘的游园。
他回到部里后，及时地传达了政务会议和周总理的意见，大家颇受鼓舞，积极讨论落实。数日后，依据各校师资、设备和基本建设等情况，确定了调整方案。在调整工作过程中，马叙伦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要做到“有充分准备，充分酝酿，各方协商妥当，然后实施。”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院系调整基本完成。我国的许多省份都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几所大学已改造成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设置了二百九十四种专业，其中工科一百三十七种。由此开始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这一工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削弱文法、财经等学科，以及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等缺点，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大学设置混乱、系科重迭、教育脱离实际的状况，从而能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各项专门人才，为建设事业服务。
在高教的改革和建设中，马叙伦看到高等工业院校比重增加，任务繁重，新办院校又无经验，他十分关心这些学校的工作和发展，思虑着：建立学校，只是工作的起点，还需下苦功夫，真正办好，为国家输送合格的人才。
七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并作了《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与工作的报告》。谈到今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的具体方针对，他针对当时高等教育存在的重量轻质、贪多冒进、要求过急的偏向，指出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兼顾需要与可能，在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照顾全面，而又必须掌握重点，适当地集中使用力量”。培养人才也要有重点，“力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相适应。”还针对当时大量办的是专修科，提出；要“同时兼顾国家目前的迫切需要和长期建设的需要”，逐渐增加本科，以“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正是经济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接着，他部署了“一切工作围绕提高教学质量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了“改进领导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他本着对领导严格要求、高标准，联系了高教部和各校领导工作很不深入的情况，“不注意调查研究，或有调查而无研究，了解情况不全面不透彻”，不能切合实际地指导推动工作等，指出：“需要用力地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很好地贯彻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切实深入检查工作，摸清家底，研究及解决所发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领导；其次，必须抓紧理论学习，进一步钻研方针、政策，及结合具体工作认真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第三，在领导方法上则须学会掌握重点，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关键性问题。”他还着重指出：“要首先掌握高等工业教育及大学理科这两个重点，和抓紧教学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在工作方法上，则必须大力培养典型，组织交流经验，以加强具体指导。”
之后，马叙伦立即组织了高教部有关人员，深入基层，从典型入手，指导全面。高教部曾着重检查了北京若干学校的保健设施、文娱体育活动；伙食管理及其它卫生医疗工作，进一步了解情况，总结了新鲜经验，及时推广到全面。
还选择典型，重点地领导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集中各校的水平较高的教师和专家，修订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机械制造工艺”等五个本科专业，及“金属切削加工”等两个专科的统一的、适合一般学校水平的教学计划。根据这次重点修订七个专业教学计划的经验，又确定了采取“分别修订、集中订正”的方式，继续修订其它专业的统一教学计划。并组织了经验交流。举办了各校编译教材的展览等。
对于某些高等学校，也进行了重点深入的指导和帮助。鉴于清华大学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英美式资产阶级旧大学，改造成为了五年制的新型多科性工业大学，办好该校对改进高等学校，尤其是理工科大学极为重要，马叙伦领导高教部集中了较强的力量深入到清华大学，细致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并公布了《关于清华大学的决定》，介绍了该校学习苏联五年制高等工业学校的经验，开展科学研究的经验，并提出聘请专家、配备师资和干部、保证新生质量、扩充设备以及进行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办法。高教部又和第一机械工业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决定》，推广两校经验，供各高校学习和借鉴。
在院系调整和教改向深广发展中，马叙伦了解到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乃至少数学校负责人产生了一种思想倾向，认为：综合大学无关重要，前途不大，部分中学生也不愿报考。他很重视这一问题，立即进行深人调查研究，分析原因有四：第一，由于执行调整、改革方针过急，独立出来或新设立的院校过多，致使个别综合大学力量被削弱，被分散；第二，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原有的优点与科系特长及其本身的实际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科系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第三，在某些综合大学里，过多举办了工科性质的专修科或中等技术性和短期性的训练班，使教师们的额外负担过重，影响了本科的教学，因而综合大学的性质更使人觉得模糊不清；第四，在师资和设备的调配上，有的地方未能完全按照综合大学与各种专科院校性质和任务的不同，统盘筹划，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马叙伦深感端正认识，统一思想，落实综合大学的方针、任务的必要。于九月十日，他主持了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亲自作了《关于综合大学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阐述了综合大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它是侧重于“较博较深专的理论教育的。它主要是一个教学机构，但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又阐明了综合大学的任务和培养目标说：“它的特定任务，主要是培养在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为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学校需培养“学生具有较高深的理论水平与较广阔的科学知识，以能通晓一般自然科学或一般社会科学的各种基本规律，使其具有良好的基础，再逐步进行专业训练，逐渐养成能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并善于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论和实际的问题。”进而布署了院系调整、专业调整和设置、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和师资培养、科学研究等项具体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国综合大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工作作风上，马叙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一切重大方针政策问题都及时请示报告，对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决定和指示，刻苦钻研，认真贯彻。他先后多次向政务院政务会议，作了《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关于一九五０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关于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情况与问题的报告》、《关于目前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改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和加强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报告》等，取得领导，遵循正确的方向。
另一个特点是：充分发扬民主，主张畅所欲言，尊重集体智慧。他说：“我们对于国家建设的各项问题，不怕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我们只怕有了意见，却不公开地说出来，使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用和发扬的机会，使不正确的意见得不到修正和改进的机会，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损失。”（注14）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主持的高等教育会议中。在这次会前和会议进行中，许多同志对于教育改革进行了尖锐的争论，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和规章等问题，也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马叙伦对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风气极为赞扬，他在闭幕词中进一步阐述说，大家抱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经过争论，达到认识统一，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是很有益的。凡属学术或具体工作问题，认识一致的，就作出结论，见诸行动；对认识不一致的，或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的，就暂时不作结论，让大家继续研究实践。他要求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努力发扬这种自由争论、平等待人的精神。他说：“以这种精神为基础，我们就能巩固我们的团结，而只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团结，那么今后的一切困难就都可以克服了。”（注15）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委员。他深感任务光荣，责任重大。虽然高教部事务繁忙，他还是不辞辛苦，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在第一次会议上，听取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报告，他异常兴奋。回到高教部后，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说：“我们的宪法公布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更快地发展，培养建设干部的任务更艰巨了。我们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支持下，兢兢业业，努力克服困难，发挥潜力，使高等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16）他更勤奋地工作着。
马叙伦和高教部以及全国教育工作者四年的辛勤劳动，结成了丰硕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九月，马叙伦应《光明日报》编辑部之邀，发表了《四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注17）一文，总结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掌握了政权。陆续接管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高等学校后，首先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使学校秩序稳定下来。并取消反动课程和反动的训导制度，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程，使高等学校根本改变它的反动性质。”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叙述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一、大力贯彻了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改变了旧中国高等学校为少数人服务的性质；二、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二十余所，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三、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进行了教师思想改造；四、学习苏联经验，调整院系，设置专业，进行教学改革。文中最后指出，成绩的取得充分证明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方向正确，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据一九五三年统计，全国有高等学校二０一所，学生二十二万余人，比解放前增加将近一倍。自一九五０年到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已有十一万六千余人，参加了国家建设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人成为各个岗位的骨干力量。这与马叙伦这位老教育家所付出的劳动和智慧是分不开的。在整个任职期间，他模范地实践着：“发挥无比无穷的力量以改造旧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来建设新国家。（注18）
马叙伦在建国初期为创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奠定社会主义教育基础所作的卓越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扬，也深深铭刻在广大人民心中。习仲勋曾代表党中央评价说：马老“在担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部长期间，同党内负责同志团结合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成绩十分显著。”（注19）
对新中国的建设，马叙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先后兼任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体总副主席，中苏友协理事，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工作者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文字协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政治局委员、副主席等十数职。他勤勤恳恳，“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建设工作，对国家大政方针经常发表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注20）
在生活作风方面，他的艰苦朴素、严以律已、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等也深受大家敬佩。
马叙伦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解放初期，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很缺乏，党和国家计划选派一批骨干留苏深造。马叙伦的幼子马龙章是解放前夕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毕业生，他来解放区后，周总理曾亲自接见过，也了解他的情况，因此，也在考虑选送之内。周总理把这一想法告知马叙伦，并征求意见。马叙伦深感党和国家的温暖，他激动地对马龙章说：“总理很关心你的成长，想送你到苏联学习，你有什么想法？”
能有机会到苏联学习，马龙章很高兴。
但马叙伦又严肃地说：“你是学航空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空军吃了不少亏，你是知道的。你到解放区来就是为了建设人民空军。现在你刚刚开始建设人民空军，任务很重，你又在空军领导机关的训练部门工作，工作很重要，最好不去。以后出国学习的机会很多，你可以通过正式考试选拔，要凭你自己的本事出国。”（注21）
马龙章虽然失去了这次出国机会，但在严父的教诲下，安下心来，愉快地工作，为建设人民空军贡献了自己的专长。
马叙伦还严禁家属使用专车，有时家属偶尔随车外出也只许在他去的路线上下车，从不为家属私事绕道。
他非常关心同志。他早年好友邵裴子去世多年，遗孀生活艰难，马叙伦得知，每月寄钱接济。常熟有位老画家杨无恙，造诣很深，但久被埋没。解放初期，马叙伦获知这一情况，就对有关同志说：“艺术家不为人知，往往湮沦，我辈当努力，使其光芒四射，世人后知。”（注22）提议：“能否筹办一画展？”爱护画家之心，溢于言表。
他还谆谆叮咛蔡无忌（注23），说：“必须把孑丈（注24）的遗著很好地整理出来。”（注25）这对后来编辑《蔡元培全集》和出版传记都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三年，民进召开中央会议。朱镜清和吴企尧来京参加会议。他们一位是马叙伦的早年学生；一位是民进的老会员。马叙伦在百忙中亲至旅馆看望。交谈中知两人都是工厂的负责人，又都担任同业公会的工作，就语重心长地劝二人早日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应该及早争取。”他们深受裨益。
朱镜清、吴企尧二人回沪后，积极做厂中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当时私营企业处于业务发展、获利较多的时候，但经争取说服，厂方主要负责人同意“公私合营”，提出了申请，一九五五年得到批准，在同业中起了推动作用。后来，朱镜清回忆说：“如果没有马老对我的教导，那就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所以，回忆往事，就更感到马老一言九鼎。深深感谢马老对我的培养教育，鞭策我不断前进。”
对警卫服务人员，他也十分关心和尊重。料理家务和担任炊事工作的只有一名服务员，平时都和他及家属一起吃饭。马叙伦和炊事员、警卫人员、司机、采暖司炉工等从来都以同志相称，平等相待，所以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马老”。他还很注意节约水电，经常提醒家属和服务人员拧紧水龙头，规定会客室平时不许点大灯等。
他的衣着也十分俭朴，秋冬穿用的一身黑呢制服和大衣，用了二十多年，袖口衣领虽都已磨损，但一直没有更换。他还利用饭后的暂短休息时间，把旧信封认真翻制，再用于一般通信；对较好的包装纸，也总是加以裁剪，作为杂写或一般便条用。
马叙伦工作十分繁忙，几乎节假日也不肯休息，利用空闲去游园等事是很罕见的。某一假日，他想去天坛游览一下，警卫员知道后便通知了所属保卫机关。中央对马叙伦的安全很重视，立即做了专门部署。他后来知道此情况，便再也不肯轻易到公共场所，尽量不给警卫人员增加工作负担。生活作风事虽小，但闪烁着马叙伦品德的光辉。
他担任高教部长时，已年近古稀，工作十分繁忙，积劳成疾。一九五三年秋，已难坚持工作，先住北京医院治疗，后由该院派特护在家护理。病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一九五四年四月，他身体再次不佳，请假休养一个月。毛主席十分关怀，复函云：
“四月二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
但马叙伦只休养了一个月，又回部主持工作。一九五五年，神经和血管方面的疾病，常常恶性发作，日加严重，痛苦异常。他已知无恢复健康之望，遂写了遗言，嘱咐后事，云：
“我气绝后，即衣所服付人，如有烬余骨殖，可盛一瓦器，密封不使泄气，设法投之海底。
我去世后，不必讣告，不受赙赠，即花圈挽章皆预谢不受，亦不劳动友亲，至要至要。
我生平所蓄可谓无长物，所有亦或失之战劫，或已赠之公家，如今只随身所有耳。今处分如下；哥瓷器具尽献公家，或国或省请人商定；书籍凡足资研究我国旧学者尽贻浙江师范学院，因我过去已将杭州藏书悉赠此院。此外，如儿辈学习有需，即分有之；衣服无多，潘媞（注26）及子女各有一二，以资纪念，勿作遗产视为好。龙壁（注27）亦当赠以纪念物，慧姑（注28）虽非同姓，情谊至深，往当困难时能以济我者甚多，当请其自择可为纪念者赠之。”
马叙伦这种提倡社会新风、严格要求子女和为公忘私的高尚精神，堪为后人楷模。
一九五七年，马叙伦终因用脑过度，神经极度衰弱，患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党中央对他十分关怀，周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挽救，并要派专人护理。但马叙伦为了减轻国家负担，通过卫生部，由中华护理学会介绍，自费聘请了一位特护，每月马叙伦从自己工薪中付给她一百余元，并供给全部伙食。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这天，护士柯贵贤见马叙伦精神稍好，邀他写几个字。他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从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时他虽已不能正常书写，但坚强地提笔写了：“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注29）这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结晶。不料以后再也不能写字了，这竟成了他最后的墨迹和珍贵的遗嘱。
一九七０年五月四日，马叙伦因并发肺炎，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当时我国正是黑云压顶。对这位在推翻旧中国和建立新中国中卓有贡献的斗士和学者的逝世，仅在报上登了一短小讣告。
今天，在中华民族开始第三次腾飞的伟大时期里，马叙伦诞辰一百周年这个日子来临了，党和人民深情地缅怀着这位曾为中华繁荣昌盛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亲密战友，著名教育家、学者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异常珍惜他为后代留下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一九八三年以来，国家即着手纪念会的筹备工作。搜集了马叙伦在民主革命中的战斗檄文，编成《马叙伦政论文选》，邓小平亲为题签；将珍藏的墨迹，编为《马叙伦书法选》；汇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诗词，编成《马叙伦诗词选》，分别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再版了他的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以及《我在六十岁以前》、《石屋余沈》、《石屋续沈》等。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首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了马叙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举办单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纪念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卓越的老革命家邓颖超，在习仲勋等陪同下，亲自会见了马叙伦的子女和亲属，她亲切地和大家—一握手，并一起照了像。她对马叙伦的子女满怀深情地说：“我要向你们表示，我对马叙伦先生的敬意，我永远怀念马老，缅怀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下关事件中马老受伤是最重的，因为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最坚决。马老他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反饥饿争富强。国民党反动派最恨他，所以他受伤最重。……。我在医院里看见马老身上都是血。……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我对马老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怀念。”（注30）
邓颖超会见后，纪念大会开始。会场庄严肃穆，正面悬挂着马叙伦的巨幅像，两侧标示着一八八五——一九八五。参加会议的有四百余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王任重、朱学范、周谷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杨静仁、刘澜涛、胡子昂、钱昌照等各方面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生前友好。
马叙伦的子女马克强、马龙翔、马龙瑞、马龙章、马燕、钱玄、马佩和其他亲属也出席了纪念会。
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赵朴初主持。
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对马叙伦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马老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从民主主义者，紧跟革命潮流前进，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生。”
民进中央副主席雷洁琼和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分别代表民进和民盟讲了话。
雷洁琼说；“马叙伦同志是一位忠贞的民主革命战士，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战友。”在我国现代史上，“是一位受到社会各界尊敬的爱国志士和进步学者”。
她号召民进会员，纪念马叙伦“不仅是缅怀先辈，更重要的是学习他那种毕生献给民族振兴、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随时代而前进的革命精神，共同为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顾了马叙伦救国救民奋斗的一生。他说，马叙伦生于前清，能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这种与日俱进的革命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教育部长何东昌，介绍了马叙伦生前在主持教育部、高教部工作期间，为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他说：“马老在建国初期为创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为奠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所付出的心血深深铭刻在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中。”又说：纪念马老“更深切怀念马老的高尚品德和质朴作风。马老百折不挠地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不畏艰辛，不辞劳瘁，他诚心实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定。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他虚怀若谷，勇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马老确实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马叙伦的生前友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以他和马叙伦长期共事的亲身经历，介绍了马叙伦的渊博学识，和品德高尚的感人事迹。
马叙伦的长子马克强，代表全体家属，衷心感谢党和国家对他父亲的隆重纪念和崇高评价。他说，父亲在病重期间，一再叮嘱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继承父亲遗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许德珩，以《马叙伦先生百岁寿诞纪念》为题，赋诗留念。诗云：
颂公百岁寿 回思“一二九”
北大三教授（注31）共同奋斗久
兹事本艰难 岁寒仅三友
抗日犯大禁 向前不顾后
仲衣遭逮捕 我俩解聘走
地北与天南 音讯不通久
国家要民主 君作狮子吼
下关流鲜血 你竟遭毒手
民主反独裁 内战击群丑
团结多贤俊 党的好助手
惜公归去早 功劳永不朽
俚词以为寿 民进百岁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许多省市地方报纸都以“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等为题，报道了首都隆重纪念的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在四月二十五日至四月末先后发表了钱俊瑞、葛志成、何东昌、雷洁琼等同志的纪念文章和回忆录。
钱俊瑞在《思想每随时代进，忠贞不为大风挠》一文中，写到“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光明，追求真理，随时代潮流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至七月六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北京举办了马叙伦和冯玉祥、柳亚子、沈钧儒四老展览会，其中展出了马叙伦在下关惨案中被殴伤时的血衣，给毛主席的文稿，与蔡元培、章太炎、林琴南等的来往书信，北伐时马叙伦亲手所写的赦免钱粮布告，各大学的聘书，各时期的照片，索薪运动回忆录等遗物、手迹、书信、照片及有关文件二百余件，以缅怀他对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发扬爱国革命精神。
这些展品多是马叙伦生前所献，其余为马叙伦子女及有关方面献给国家的。马叙伦其人虽逝，但风范犹存。
这位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和诗人的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留下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
注1、2 《人民教育》，1950年第1卷第3期。
注3 《马叙伦部长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
注4、5 马叙伦。《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
注6 马叙伦在政务院第一百八十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
注7 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
注8、9 马叙伦：《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对与工作的报告》。
注10、11、12、13 马叙伦；《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改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和加强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报告》。
注14、15 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词》。
注16 《民进》，1985年第5期。
注17 《光明日报》，1954年9月23日。
注18 马叙伦给陈嘉庚故居陵背墙壁上镌刻的题词。
注19、20 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注21 马龙章回忆记录。
注22 宓逸群：《回忆马老几件事》。
注23 蔡元培之子。
注24 蔡元培号孑民。
注25 高平叔：《蔡元培与马叙伦》。
注26 潘媞：马叙伦的夫人。
注27 龙壁；即马叙伦的侄儿，马龙壁。
注28 慧姑：系指陈叔通的女儿。
注29 《晋阳学刊》，1981年第3期。
注30 根据家属马元的记录。
注31 北大三教授，指参加“一二九”的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三人。